九九年四月，中共卻不讓煉功了，當時我很不理解，這麼好的功法，從內心約束自己，去掉自私心、爭鬥心，不打人、不罵人、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做一個處處為別人著想的好人，有啥不好了？對國家、集體、個人不都有好處嗎？所以我給國家主席和人大常委、信訪辦都分別寫了幾封信。把情況說清楚，對國家有百利而無一害。可中共不但沒聽民眾的呼聲，卻開始抓人、打人了。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們在省政府、市政府靜坐，看到天空很高的雲端內有法輪在旋轉，正轉、反轉，是綠色的。許多同修都看見了，同修激動的鼓掌，都落下了眼淚，有的喊師父。警察莫名其妙，問我們看到甚麼了，有的同修說，法輪。警察也抬頭看，看了一會，問另一個警察：“我怎麼沒看到？你看到了嗎？”另一個警察搖頭。我知道是師父讓我們看到，給我們增加力量和信心。連續兩天都看到了法輪。七月二十日以後中共開始了最邪惡的迫害。

從那以後我就開始在家學法煉功。由於工作忙，下班晚，看書又慢，對法學的很少，理解差。看到同修都進京證實法，自己就著急，怕被落下。通過學習，知道進京證法是對的，應該為了大法說句公道話，放下人心，從人中走出來。“修去名利情，圓滿上蒼穹，慈悲看世界，方從迷中醒。”（《洪吟》〈圓滿功成〉）我們應該放下親情，走出來證實法是對的。因此心想有機會一定要進京證法。

幾天後早上一下樓，從第一台階掉到了最下面並撞在鄰居家的門上，勁很大。當時覺的腳脖子挫了一下，心想，我是修大法的，沒事。結果真沒事。上早市回來也沒疼，到了中午我卻向丈夫顯示。由於自己的顯示心，到了下午兩點，腳脖子開始痛了，一會不如一會，眼看著就腫起來，腳面、腳脖子全腫了，腳趾頭也不能動了，腳也不能挨地了，學法也鬧心，疼的難受了。現在想起來就是被舊勢力鑽了空子。丈夫帶我到醫院，照了相，說是骨折，讓我第二天再來看，因當時已下班，醫生給我開了一週休息。我想，正好上北京，師父一定能幫我。醫生告訴我回去先冷敷一下，明天再來吧。回家後，我就冷敷，一會就覺的不那麼疼了，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腫就消了許多，腳能下地了。兩天以後就能走路了，腫全消了，也沒用藥。第三天一點都不疼了。這是大法的神奇，都是師父在做。二零零零年在師父的幫助下我平安的到達了北京。

可是自己不知否定舊勢力的安排，認同了邪惡的迫害，認為上北京就得被抓，在天安門廣場的警車裏，我對著窗口喊“法輪大法好！”把事先準備好的一百張證實法的字條從窗口撒了出去，警察用拳頭打我的臉，我馬上把頭縮回車裏，警察沒打著，氣急敗壞的上車用拳頭打我的眼睛，用腳踹我的胸部，可是我卻不覺的疼，我知道是師父替我承受。

我被送回當地公安局，警察把我們身上的錢全部劫走，有上百元到千元不等，還說：“誰有經文快掏出來，如果讓我們翻出來，就狠狠的收拾你們！”當時我身上帶著打印出來的《洪吟》字條，我們在走廊站了兩行，我發現走廊的牆邊放著幾張桌子，上面放著許多舊報紙，一摞一摞的，當時我把《洪吟》藏在了報紙下面。過了一會一想不行，萬一沒有機會拿出來怎麼辦？還是帶在自己身上把握，有師在，有法在，怕甚麼？“一個心不動，能制萬動”（《去掉最後的執著》）。想到這，我把《洪吟》裝了起來，沒有怕心。結果警察也沒有翻，後來送看守所更嚴了，許多同修都被脫光衣服檢查，鞋底、鞋墊都給拿出來扔了。當時我心裏非常平靜，相信師父一定能幫我把《洪吟》帶進去，檢查我時，我剛一脫，那人卻說，進去吧，不用脫了。就這樣我把《洪吟》平安的帶進看守所，在那裏白天坐板，我就背《洪吟》，我背完的就轉給同修背，在那裏十幾天，我把《洪吟》全部背完。有一個常人看到《洪吟》，說“真好”，她就往下抄，也背。她說“出去後，我也上北京證實法。”

有一次，在發放資料和張貼資料時，心裏有點著急，被邪惡鑽了空子，警察抓我時，我一直喊“法輪大法好！”他們把我抓到分局的地下室，把我銬在鐵凳子上，腿被夾上，問甚麼，我都不回答，一個惡警打了我六個嘴巴子，看我還是不說，就拿來電棍，我也沒害怕，他用電棍電我胳膊，我也沒反映。因電棍在我身上不起作用，警察以為沒電，在他自己手行一試，啪啪響。放到我身上還是沒有電。我知道是師父在幫我，這就是大法的神奇，只有我堅信師父、堅信大法，思想站在法上，師父無時無刻都在呵護著我們，都是師父在安排一切，都是師父在做。我們只是助師證法，有那個心，有那個願望，真正做事，救人的是法，是師父。我們是“助師世間行”，是真正的修煉提高。

沒有做好就是自己的根本執著心沒去，自私心，怕心，爭鬥心，顯示心，求安逸之心，親情、友情、同修之情等等各種執著心，為了我們的提高，為了更好的救度眾生，讓我們去掉一切人心和執著，緊跟師父正法的進程，救度一切可能救度的眾生，完成我們的史前大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