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我們像往常一樣去公園煉功（早4點多），當我和同修煉完靜功時，當地派出所就把我們驅趕回家，不讓我們煉功，接踵而來的就是鋪天蓋地的造謠、誣陷和野蠻的暴力鎮壓，從此我們失去了和平修煉、提高的好環境。這是邪黨對大法與世人犯下的滔天大罪。

2000年6月，我在傳師父的新經文《走向圓滿》時，被當地國安大隊的康學良、史金柱等人非法抄家、綁架、非法扣留15天。在看守所裏面邪惡給我們吃的是夾著老鼠屎的黑饅頭和窩頭。

2000年7月，我和其他學員在中捷農場發真相資料時，又一次被抓。史金柱用橡膠棒打了我們半宿，當時只覺的腿要斷了似的。我們的身上被打的紫青爛腫，在夜裏我們只能趴著睡覺，半個月以後我才可以翻身睡覺。我們幾個大法弟子因煉功被打，惡警給我們帶上了五十多斤的腳鐐，邪惡還指使不明真相的犯人往我們的被子上和身上潑冷水。在看守所當我們為了無罪釋放而絕食時，卻遭到了看守們與男刑事犯們的強行灌食。五六個大男人用鐵管子插進我的嘴裏，他們捏著我的鼻子，按住我的胳膊和腿，使勁的灌，上顎都被管子插破了。只覺的都要憋死了。

2000年11月，我們被送到唐山女子勞教所。第一天，我們在那裏煉功，遭到姓陳的隊長的迫害。惡警把我們近30名大法弟子棉襖脫去，倒背著胳膊，吊在樹上，當時就有學員暈倒的。惡警用電棍電我們、束縛帶綁我們、用膠帶封住我們的嘴，目的就是不讓我們煉功和背法。從晚上8點到凌晨4點，我們就這樣被折磨，當時是初冬的天氣，兩個胳膊擰著倒背，腳尖剛能觸地，胳膊都失去了知覺。有的同修被迫害的時間更長。

之後，我們開始絕食反迫害，拒絕去操場走步，要求無條件釋放。有九名大法弟子被關在小號裏近半年之久，受盡折磨。其中有一位叫“朱有榮”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

當時我親眼所見，我在上下鋪的上層，挨著窗戶，看見四個刑事犯用一個棉被裹著一個人從小號裏往外拖，後面緊跟著幹警們，都慌裏慌張的。第二天早上邪惡怕我們知道這件事情，就把我們反鎖在屋裏，不讓我們出來。在我們整體大法弟子的努力下，終於把剩下的8位關在小號裏的大法弟子救了出來。她們個個都枯瘦如柴，頭髮像乾草一樣，說話、喘氣都很費勁。邪惡為了找到誰帶頭背法，煉功，就要把一名叫正前坤（化名）的大法弟子關到小號裏去，我們大法弟子抱成一團，不讓邪惡迫害得逞。邪惡拽下了她的一綹頭髮，關小號的計劃最終沒能得逞。

有的大法弟子把寫好的“法輪大法是正法”“還我們師父清白”的橫幅掛在牆上，大家看到沒有不落淚的。後來邪惡們為了進一步的迫害，把我們分散到各個小樓的房間內，隨後就遭到灌食、毒打、挨凍、罰站等殘酷迫害。特別是灌食時它們抓著頭髮，按著胳膊，把管子從鼻孔插進胃裏，拔出來時，連血都帶出來了。有時給灌東西還特別熱，有時灌的特別多，好多大法弟子都吐。當我們早晨煉功時都要遭到蔡處長、劉秀娟、趙隊長、還有部份叫不上名的惡警們的侮辱和辱罵。就這樣的迫害持續了半年。

電視上播放所謂“天安門自焚”後，迫害更加殘酷。強制轉化七天七夜，不讓休息，坐在小板凳上，不許動，不許上廁所，有的大小便失禁，渾身冒虛汗。有五個男隊長打我，不讓睡覺，直到轉化。邪惡為達到轉化大法弟子的目地，使用了最殘酷的酷刑折磨。

我於2001年回家。當時的感覺自己就像在閻王殿、人間地獄走了一遭，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與傷害。

2003年我在為了防止同修遭迫害轉移資料點時，再一次被綁架。迫害我最嚴重的就是康學博。我在看守所絕食九天抗議非法抓捕，他們不放我，把我送到唐山女子勞教所。那裏的醫院說“這種奄奄一息的人還往這送，我們不要。”但康學博卻強行讓他們留下我，再一次被非法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