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犯罪集團開始瘋狂迫害這些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不允許我們集體煉功、學法，不允許我們三人在一起說話。

就在七月二十日當天晚上，張強鎮派出所所長高中峰，在晚間九點多鐘，帶著聯防隊員壽永國、陳文龍等四、五個人，闖入我家，他們在大人不在，只有兩個孩子在家的情況下，把我家的師父法像、法輪圖等強行摘下搶走，並逼問我家孩子：你家大人哪去了。當時我們為了說明情況，正在瀋陽，向省政府、市政府上訪，他們強盜般對我家進行非法搜查。從這時起，張強鎮派出所每天都派人蹲坑、跟蹤我們，從此我們失去了人身自由。

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和當地的幾位同修聯名寫了一封“致全國人大代表大會的一封公開信”，為大法討回公道，要求還我師父清白，還法輪大法清白，修煉法輪大法的都是好人。就這樣正當的要求，還是遭到了張強鎮派出所的迫害。

三月七日他們以談話為名，把我丈夫騙到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就被扣上手銬，接著派出所又派聯防隊隊長楊佔武、隊員劉雨波、梁萬玲、壽永國、陳文龍等人闖入我家，非法抄家。這些不法人員搶走很多大法書籍，就連煉功時坐的草墊子，也被一同搶走。整個房間被他們翻的亂七八糟，然後揚長而去。我家孩子被嚇的神魂不定，派出所司機陸軍和莫建超，又開車返了回來，搶走了電視機和錄放機，我的兩個孩子被嚇呆在那裏。這是警察嗎？這分明是土匪。

緊接著他們也把我綁架到派出所，用手銬銬上。張強鎮派出所所長劉春雨（接替前任所長高中峰），見到大法書籍等東西，氣急敗壞的抄起錄像帶盒，向我丈夫的臉上打去，直到把錄像帶打壞為止。隨後劉春雨又像發瘋了一樣，大喊大叫，抄起電棍就電我丈夫的嘴和臉，不允許我們說話，圍著脖子一圈電，直到把我丈夫的臉和嘴電出了泡，腮幫子電腫，嗓子也腫起來，電的滿屋子都是焦糊味才罷手，我丈夫被電的接連多日吃不了東西。

即使這樣他們還不罷休，連夜將我丈夫送到康平縣看守所，非法關押十五天。在看守所每天吃的是烏黑的玉米麵窩頭，帶膩蟲的白菜、蘿蔔湯，這樣的伙食還要每天交十五元的伙食費。十五天後，公安局政保科李密，硬要我交一千元錢，才能放我丈夫，不交就拒不放人。我被逼無奈只好借了一千元錢交給李密，李密接到錢後，馬上就給我鎮派出所打電話，讓去接人。鎮派出所來兩人，不是把我丈夫送回家，而是把我丈夫劫持到派出所，而且這兩人的車費也是我付的。張強鎮派出所所長劉春雨也採取李密的手段，逼著我找擔保人，否則就不放人，沒辦法我找來我姪子，用我姪子的三間房作抵押，同時又勒索我丈夫一千五百元錢，沒有給任何手續，我又被他們勒索四百元錢。我們沒有犯法，卻在惡黨豢養的一幫流氓警察的層層剝皮下，才將我們放回。當時與我們一起被非法劫持的同修，都被勒索了現金，從幾百元到二千元不等。

回家後，我們每天都生活在牢籠之中，每天都在聯防隊和被派出所雇來的閒散人員的監控中生活，這些人每天都不知幾次的闖入家中對我們進行騷擾，我們失去了人身自由，無法正常生活。

在這種嚴重的精神壓抑下，我丈夫於二零零零年年底，再次進京上訪，就想找到讓老百姓說話的地方。可是剛到北京，就看到警察、便衣到處都是，在抓打著大法弟子，情景十分恐怖。我丈夫見此，就與另一同修去跟他們講真相，這些警察不但不聽，還把我丈夫等幾名同修抓了起來。後被轉回本地非法關押一年半。

我丈夫被劫持後，家裏沒了頂樑柱，主要生活來源斷了。我女兒不得不去外地打工，我帶著年幼的孩子勉強在家維持生活。我們被逼成這樣，當地派出所還不放過我們，從沒間斷對我們的監視、騷擾，逼我簽字，還搶走我的身份證，我的身份證至今還在張強鎮派出所扣押，我幾次去要，就是不給。

二零零一年六月，為了講清真相，外地同修給了我們一些真相資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舉報，我又遭到康平縣公安局政保科張向寧等人的綁架。他們一邊連夜非法審訊我，問我資料來源，又一邊連夜到我家抄家。當時我家四口人，丈夫被非法關押，女兒在外地打工，我被非法劫持，家裏只有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在家，夜深人靜，正在睡覺的孩子，被突然破門而入的一夥人嚇醒，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朦朧中看到這伙人，把家裏的東西翻個底朝天才離去。這幫惡警不顧百姓的死活，又把我非法關押一年半。

在我們夫妻被非法關押的日子裏，我女兒靠打工供她弟弟上學，十二歲的孩子隻身一人在家，無人照顧，孤苦伶仃，孩子的三叔拖著一條殘疾的腿，來我家，艱難的照管著家中的一切。一些好心人拿來吃的東西，拿些衣物給孩子，一連兩個中國新年都是在痛苦、淒慘的情形下度過的，可想而知，孩子的精神、身體受到了何等的打擊，。

在這場鋪天蓋地的鎮壓下，在江氏流氓犯罪集團和中共惡黨的殘暴統治下，給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無數個家庭被毀、被傷害，我只是無數遭受迫害家庭中的一個。我呼籲世上一切有良知的人們，都來伸出善良的手，制止邪惡，制止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