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斷絕經濟來源

其實，中共歷次對民眾的迫害都或多或少的要與經濟上掛鉤。但從沒有過像對法輪功群體迫害這樣的赤裸裸毫不掩飾。因為我堅持對真善忍的信仰，利用午休時間組織同事們學煉法輪功，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剛一過，我就被上級領導多次的告知說，上邊開會的精神是，如不放棄對法輪大法的修煉，就將被「三開一拘」。三開即開除黨（團）籍，開除學籍，開除公職；一拘即拘留剝奪人身自由整天與危害人類危害社會的犯人為伍。這裏的開除公職在中國大陸就意味著被斷絕了經濟來源。後來，江澤民及其爪牙乾脆下達了對法輪功學員「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的惡毒指令。

當時，我經過一段時間痛苦的波折和思考後，認為按真善忍要求自己，煉法輪功修心健身沒有錯。惡人們居然就要在我母親剛去世幾十天之際，剝奪我們姐弟團聚的中國民間最隆重的節日──過大年的權利和自由。就這樣，我於二零零一年過大年的前兩天在被劫持到洗腦班的路上走脫，流離失所三年半（期間被綁架、關押數次）不敢去單位和回家。隨後我也就被開除了黨籍和公職除名，我應得的住房公積金等也沒給我發下來。當時，因為要躲避惡人們的抓捕，我不敢打工露面，加上我要不斷的向世人揭露迫害講真相，生活上只好接受了好心人接濟照顧。由於沒有經濟收入，不忍心花別人的錢，我曾經是在租住地一塊豆腐泡醬油當三頓的菜吃，也沒有買過衣物。在中共的恐怖下，作為丈夫和父親，我無法承擔起養家糊口的責任，家中面臨著經濟困難，我只有在內心默默的請求上天來關照妻子和女兒。

二、綁架勒索錢財

我在多次被中共惡警非法抓捕中，明白了法輪功學員為甚麼把這種抓捕叫作「綁架」。自一九九九年七月到二零零七年六月為止，我先後十餘次被抓，多次被抄家，惡人們為了抓我，還有兩次在夜間派很多人同時分頭闖入我的姐姐們和弟弟的家，並在他們家附近也分別「蹲坑」埋伏。我的家人親友在我被抓後，為了讓我早日離開人間地獄，寧可耗盡積蓄湊錢也要試圖贖回我，因為誰都清楚我面臨的關押十分可怕，我隨時都面臨著生命危險；因為他們知道了我是如何的遭受酷刑及看到了酷刑留下的傷疤。這種抓了人了可以用錢贖回的伎倆不正是土匪強盜慣用的嗎？一次，我在酷刑餘生中逃離後不到半年時間，在與家人不聯繫的情況下，我又一次被綁架時，我的親人不只一人的同時夢見了我再次遇到了危險的情景。談到綁架勒索錢財，屢見不鮮：有一些學員是多次被勒索，有的一次被勒索萬元以上。

三，直接搶劫財物

我在多次被中共惡警綁架中，看清了中共惡警是多麼的卑鄙和無恥。一次，我和幾位法輪功學員租住在永春路的房間被惡警們「蹲坑」（有法輪功學員被抓，但我不知惡警們已「蹲坑」了）。幾天後，我回去時發現惡警留下的是許多煙頭和啤酒瓶子。他們沒再抓著人，可卻把我們使用不長時間大勺、菜刀、電飯鍋等炊事用具「拿」走了，他們將我們離開時電飯鍋裏剩的飯倒在了屋地上。後來知道，他們連有的功友家的衣物、電子鐘、床單甚至農村功友家的口糧、地板革炕席等都掠奪走了。真應了那句俗語「賊不空手」。

二零零一年九月的一天晚上，我們三位法輪功學員正在租房地點（白天用於印真相資料）睡至半夜時，突然房門被打開，長春市公安局一處七八人衝了進來，為首的手裏舉著手槍，叫道：「都別動！」他們將我們的手用透明膠帶捆上，問我們叫甚麼名，我們沒人回答。隨後，惡警副處長李士常也進來了，向外打電話報功，同時，他們開始分頭翻東西。我的2萬多元人民幣（包括功友湊的）就在簡易桌子（用紙盒箱子翻過來用）上，都是面值百元的放了兩摞（及一些個人物品）被掠走。我褲兜裏的五六百元，被一處一惡警翻到後，極其迅速的揣到了他的褲兜。二零零二年三月，到劉海波家串門被抓走時，寬城分局一惡警也如出一轍的將我褲兜裏的五百餘元翻到後，極其迅速的揣到了他的褲兜。法輪功學員的台式電腦、筆記本電腦、各類印刷機、手機、各種音像器材、BB機、電子書、Mp3、Mp4等被中共惡警掠走的無計其數，他們掠走錢物時，很少開具清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