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近六十年來，在沒有外侵的情況下，國無寧日。無論是農村村民，還是城市市民。絕大部份人的日子，是在征伐式的運動、與運動式的政令之中度過。一個運動連接著一個運動；一道政令替換著一道政令。“休養生息”一詞，對大部份中國人來說，是那樣陌生。鎮反肅反、捉右派、大躍進、全民大煉鋼鐵、實現無銅戶、辦公共食堂、除四害、入初級社、初級社轉高級社、敲鑼打鼓成立人民公社、四清、批判三家村、大破四舊、文化大革命、奪走資派的權、早請示晚彙報、學大寨、學雷鋒、學習小靳莊、學毛選、全國學習解放軍、普及樣板戲、大講革命故事、憶苦思甜、趕社會主義大集、鶯歌燕舞、割資本主義尾巴、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揭批四人幫、撥亂反正、查三種人、推廣聯產承包責任制、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批紅眼病、搭台唱戲、學特色理論、動員下海、工人下崗再就業、批判法輪功、美化城市、學習三個代表、構建和諧社會、落實科學發展觀等等、等等。運動名稱之多，政令名目之繁，使民眾像被一個癲狂病人驅趕的羊群，無法悠閒地吃一口草，無法安靜地喝一口水。

隨著共產黨內權力鬥爭中對峙力量的此消彼長、彼消此長，社會上的許多事昨是而今非，昨非而今是；生活中的許多人昨紅而今黑，昨黑而今紅。終至是非難言、賢與不肖莫辨。不惟十幾億老百姓被運動搞得暈頭暈腦，被政令弄得無所適從，就連中下層黨體系內的頭頭們，與為中共專事吹喇叭的“樂工”隊伍，也“轉彎”不迭，“換調”不及，誠恐趕不上“形勢”，錯用了“提法”。

國無寧日，也給不少高智商者提供了外遷的捷徑、致富的機會。“員”升“長”的如雨後春筍，贓官酷吏呈幾何級數上升趨勢。在平民中，則在成批量地製造著刁民、病民、災民、遊民、賭民、賊民。具有普世性善良、正直、誠實品格的人，不斷被一黨專權的社會邊緣化。許多善良、正直、誠實的人，掙扎在多種生存危機的威脅下。特別是在“硬道理”下失了房、失了地的萬千市民和村民，他們無業可就，無家可守，欲哭無淚，欲告無門，更是苦不堪言。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候，還有“地主”、“資本家”、“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人群擔任專政對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來，專政對像無聲地擴大了，已擴大到了普通的尋常百姓。一些無非是想用真、善、忍構建自己價值系統的老百姓，也成了專政對像，而且所遭鐵手腕之鐵，益加瘆人。說起來，大陸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府是人民政府，軍隊是人民軍隊，公安是人民公安，法院是人民法院，警察是人民警察，報紙是人民日報，所有的黨政幹部都是人民公僕。

但是，不說別的是不是能由人民做主，就說公僕，有幾個是人民任用的？公僕們既不由人民選舉，又不受人民監督。相反，人民只能聽公僕的話，跟公僕走。如此“當家作主”的人民，和奴隸有甚麼區別？

真實的世間法則是，當一黨專權使大量的社會財富集中在黨內人的名下與手中時，這些黨內人的榮譽欲、利益欲，不但不會感覺到滿足，相反，不滿足感更比普通人強烈百倍。人類歷史證明，人的慾壑愈填愈大。黨內權要人物們的無盡人欲，能不轉化為“不是你便是我”以至“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的內訌衝突嗎？任何黨內，圍繞權位和利益的鬥爭，都無法避免。大陸中國六十年來的動盪不安，震源大多來自中共內部。這是個無可辯駁的事實。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之一，講“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嗎？一個重“革命”輕人命，重“黨性”輕人性，重“政權”輕人權的專權集團，一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集團，可能為人民的根本利益著想嗎？人類今天最基本的常識，就是生存利益靠生存權利來保障。一個沒有公民權利的普通人，能保住他的生存利益不受侵害嗎？

中共如要真的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便應加入世界性的民主潮流，結束孤島般的一黨專制，還權於民，讓人民選擇自己的代理施權人。倘使能如此，也許才真正無愧於“偉大、光榮、正確”呢！

（註﹕本文作者是一位在共產黨內擔任相當職務的政府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