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中國社會，傳統的外國社會也一樣，都相信神創造世界，相信人生自有天命，相信“君權神授”，這就是傳統社會的天命觀。在這種天命觀的指導下，傳統的人都是謙虛的、誡懼的，都能注意約束自己的行為，不敢胡做非為。

馬列邪惡主義宣揚“唯物論”、“無神論”，否定神的存在，甚至認為人是宇宙中最偉大的生命，因而認為人類的智慧是最高的，所以認為人類想做的事就是最正確的、最好的，這就造成了人類的妄自尊大、無所不敢為。共產惡黨的獨裁者既否定了主權在民的民主原則，又否定了“君權神授”，那麼它們當然也就認為自己是最高的，不必受任何制約。這就是共產惡黨妄自尊大的“唯物論”。

共產惡黨批判說天命觀使人類變的矮小，批判天命觀使人類匍匐於神的威嚴之下，批判天命觀使人類變的“消極”、不敢有所作為。殊不知這正是人類正常的行為，人類是應該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約束的，人類是不能為所欲為的。

天命觀使人有一種內在的制約，也就是良心的制約，人們會發自內心不去做壞事，至少不敢做大壞事，即使做壞事也會所顧忌，因為他顧忌“三尺頭上有神靈”，顧忌“神目如電”，顧忌善惡報應。在正常的現代社會，一些人淡化了對神的信仰，可是在民主國家裏，社會奉行主權在民、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媒體監督等原則，人們的行為受到外在因素的制約，因而也能在一定成度上維持人類的道德水平，至少使人不能做太大的壞事。

可是共產惡黨的妄自尊大，既拋棄君權神授，又反對主權在民，剩下的唯一結果就是唯我獨尊、為所欲為。人民的話決對不聽，心中更沒有對神明的畏懼，那麼當然是想做甚麼就做甚麼。

有個思想家一針見血的指出：列寧一手拿著尼採的書，一手拿著馬克思的書，滿腦子是馬基雅弗利的思想。馬基雅弗利就是主張“目地說明手段正確”、“為達到目地可以不擇手段”的《君主論》作者。由於列寧的早死，它未能做出大規模的屠殺。其實如果列寧再多活二十年，它所犯下的罪惡決對不會少於斯大林。斯大林所做的很多壞事都是列寧時代就開啟了端倪的。

中國的毛澤東、江澤民之流，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它們所犯下的滔天罪惡難道是偶然的嗎？不是，那是因為受了邪惡的“黨文化”完全洗腦後幹出來的，它們是最極端的妄自尊大者，最極端的為所欲為者，它們做任何事情都沒有任何顧忌，唯一考慮的如何達到心中所想所欲，為了達到自己的目地而完全不擇手段。在它們看來，神是不存在，所以當然也不怕神的懲罰。“人民”它們就更不放在心上了，那只不過是它們用來掛在嘴上的工具而已。“道德”在它們眼裏也是一錢不值的，因為在它們眼裏道德都具備階級性，而以往的道德都是已經落後了的各階級（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等）的道德，都不是“先進”的無產階級所應遵守的道德，而無產階級的道德是甚麼，那當然是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說了算的，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那當然又都是由“中央最高領導”說了算的，這不是造成了共產惡黨的獨裁者們妄自尊大和無所不為嗎？

所以說，共產惡黨批判天命觀“消極”、“卑微”、“不敢有所作為”，其實是想極力造就一個不畏天地、不畏自然、不畏道德、妄自尊大的人類，也就是想造就一群暴民，它好帶領這批暴民戰天鬥地和死相殘殺。

所以說，共產惡黨的惡行不是偶然的，不是出於某些個別人的行為，不是由某些個別黨首的性格決定的（當然黨首的思想品質會增大或減弱其黨的惡性，但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其惡性）。所以，要根除共產惡黨的罪惡，不是寄希望於某些黨首能解決的，而是要從根本上解體整個惡黨，解體整個邪惡的黨文化。

如果人們恢復傳統的天命觀，人們自然能自我約束，從而使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達到真正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