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八日，薛新凱家屬先到五監區，門衛表示“領導不讓、不敢讓見”，五監區教育科科長趙正江則再次以“不認罪、不讓見”為由，讓家屬去找總隊教育處。趙正江還以所謂“新規定”為由不讓家屬送衣物。但事實上，薛新凱家屬在五監區門口就看到了正往裏面送衣物的犯人家屬。

薛新凱家屬在總隊等待近兩小時，於午休之後來到教育處，詢問送衣物問題時被告知“應該讓送”。但警察劉強（音）一聽說是薛新凱的家屬，立即表示了對“善惡有報”說法的極度反感，問薛新凱妻子是不是寫信提到過“善惡報應”，之後又說：“薛新凱你們就放心吧，別人照顧不好也不敢照顧不好薛新凱。”家屬表示對此種說法更加不放心，劉強說：“薛新凱這事關注的人太多，不敢有甚麼閃失，否則的話傳出去影響太不好了。”但他仍一再說“不轉化不讓見”，當被問及這種說法的依據時，劉強無法交代。

隨後，教育處的高姓處長答應讓見人，向五監區的管理監區長梁勇水（音）交代此事時，梁勇水以“薛新凱寫申訴”為由阻撓（由此可見，在五監區的阻撓下，薛新凱的申訴權並未正常行使），高處長說“寫申訴那是他的正當權利”。最後高處長告訴梁勇水“正常接見”。

下午三點半多，家屬在五監區的會見室看到了薛新凱。五監區的警察孫大偉（音）在旁邊監視，當薛新凱向家屬提到營口監獄管理有問題（即便是嚴管也應該一個月允許家屬見一次、監獄的所謂規定已經違背了《監獄法》等問題）時，孫大偉不讓說。薛新凱目前的作息時間是：早五點多起床，幹一天活（粘花等手工活），幹到晚七點左右，基本沒有休息日。

在薛新凱及家屬在營口監獄經歷的一切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薛新凱剛被劫持到營口監獄的第二天，即出現吐血的嚴重病症（胃出血），住院多日，監獄未通知家屬。幾日後家屬去找趙正江要求探視時，趙正江對此隻字未提。家屬從其他渠道得知薛新凱身體出現異常，趙正江仍隱瞞實情、不讓家屬見人。而五監區獄醫羅剛對家屬解釋了半天，表達的意思則是“就算人出了問題監獄也不需承擔責任”。事後，家屬曾於九月份向教育處高處長諮詢：羅剛的意思是否就是監獄的意思、監獄能否為羅剛的話負責。高處長予以否認。十二月二十八日，家屬再次就此事諮詢劉強，劉強先是說“我們給治了”，家屬追問為甚麼不通知家屬，劉強說“監獄幾千號人不可能有點事都通知家屬吧”。家屬說：“不可能幾千號人都吐血吧。”劉強無言。

此次家屬還得知，薛新凱曾於中秋之後給家裏寫過六頁的信，但五監區未給家屬郵寄。

附：二零零七年中秋薛新凱妻子寫給營口監獄教育處高處長的信

高處長：中秋好！

我是薛新凱妻子。上次見面後本想回來就給你寫信，沒想到拖到中秋了。

我是個對節日不敏感的人，但也能感受到街上飄盪著的節日的氣息。大學時和工作後為了能回家總盼著節日，因為對我而言，節日是和親情聯繫在一起的。自從薛新凱被綁架之後，我害怕每個節日，當大家都閒下來享受親情的時候，節日帶給我和我家屬的只有妻離子散的傷痛和有冤無處訴的悲憤。

上面用到了“綁架”這個詞，可能你看起來有點刺眼，但對於我這個當事人來說，再也找不到另一個比這更貼切的詞。每當回想起去年3月21日的早晨，大連甘井子國保上門抄家、抓人的場景，想起八十四歲的奶奶哭著被國保警察從手中搶走自己的養老錢，想起那之後家屬承受著的一切：公婆不堪侵擾在外漂泊流落至今，擔驚受怕中還要為兒子的安危揪心；未婚的小姑子為照顧老奶奶不能上班，牽掛著哥哥、擔心著流離失所的爸媽，還要承受大連不法警察的上門騷擾……這一幕幕，一樁樁壓在我心上讓我喘不過氣來，除了“綁架”，還能有別的詞更合適嗎？如果痛苦可以用實物稱重的話，我們一家所承受的痛苦足足可以堆成一座山了。

薛新凱被綁架發生在我們剛剛登記、尚未正式結婚的前一個多月，嚴格的說我們還沒有結婚。是這一年多的到處奔走，讓我習慣了“妻子”這個身份。回想起一年半以前，剛聽說薛新凱被批捕的消息時，我除了哭之外沒有任何辦法。對於一個妻子來說，丈夫是甚麼？是全部。但在這樣一個社會、我這樣一個弱女子，就算我捨命又能做甚麼？經過內心痛苦的掙扎之後，我想就算我做不了甚麼，也不能在家坐等、眼看著我丈夫被關、被判、被迫害。最起碼我要盡全力，用一切我能想到的辦法，給他精神上、道義上的支持。作為一個妻子，我應該在丈夫蒙冤之時站出來為他說話。

可是在與公檢法司的接觸中，我看到了中共統治下的社會最陰暗的一面：

甘井子國保大隊宋玉龍、董士國除了在案卷中做的那些假證之外，在我去索要他們搶走的一萬六千七百元錢和數碼相機、小靈通時，無任何理由卻拒不歸還；甘井子公安局信訪辦一聽說是法輪功的事，讓我在外面等，就再也不開門了；甘井子法院一審法官王麗娟乾脆不公開開庭；大連中法二審法官汪國梁未作任何調查取證，在案卷存在多處偽證、適用法律不當、案情不清的情況下，接到我的辯護詞第二天就做了維持原判的所謂“判決”，在看了我寫給他的信之後，他讓我明白他的角色不過是個擺設；大連司法局不允許律師給做無罪辯護，儘管我們請了律師，但律師沒起任何作用，我想不明白：還沒判怎麼能確定有罪？為甚麼不許做無罪辯護？還有營口監獄五監區監區長梁永水，竟然對我說：“你別跟我講法律”。

這些經歷讓我對中共、對中共的法律徹底失望。幸好我對天理、對人性還有信心，不然真是沒法活了。很多人對此事感到愛莫能助，還有的給我出主意，讓我看到了人性善良的一面；我也見證了很多迫害大法遭報應的例子，讓我看到了天理的存在。

一年半了，我感到我的信心並沒有受挫，除了人性的善良和天理的公道在鼓勵著我，我心中還有一個底線：我丈夫是好人，無論是法律層面還是道德層面，他沒有危害社會、也沒有傷害任何人。好人不該遭迫害。

在為此事奔走的過程中，我也沒有隱瞞過我的修煉人身份。因為我覺的信仰是天賦人權，是堂堂正正的，人的精神世界也不是哪個當權者為一己私利就能“取締”的。而且，能在強權和壓力之下仍堅持信仰、不背叛良心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就像那些在“反右”中拒絕與父母“劃清界線”的子女。在這八年中，我遭遇了很多，因為信仰問題學位證被扣、被剝奪考研和出國留學的權利，失去一個很有前途的工作，直到後來被迫害致腰椎骨折、下肢癱瘓，被大連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宣布“治不了”，我沒用任何醫治手段僅靠煉功如今能站起來，所有知道我這段經歷的人都見證了法輪功的神奇。

有人問我承受這麼多“值嗎？”，潛台詞是我煉法輪功才遭受了這麼多魔難，其實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使我遭遇不幸的不是法輪功，而是這個顛倒黑白的中共政權。法輪功讓無數人獲得身體的健康、道德的昇華、家庭的和睦。我從初中時代就在尋找一種可以讓自己在這個道德日漸下滑的社會中潔身自好的依據，法輪功給了我在亂世中做好人的心法約束，讓我在與人相處時能夠真誠、善良、寬容、忍讓。這些品質不僅使我深深受益，而且影響了我周圍的人。因此我的承受不是一個“值不值”的問題，而是一個“該不該”的問題。

一個海外媒體針對法輪功學員被關押、酷刑折磨、虐殺、甚至活體摘取器官等遭遇曾說過這樣的話：“追求美好的代價不應如此沉重”。就像“反右”運動中因為不願意與“右派”父親“劃清界線”的兒子被孤立和打壓，這不是父親造成的，也不是兒子對父親的忠孝造成的，而是那個瘋狂的中共政權造成的。而且，這個兒子堅持正義、堅守這種為人的起碼品質，客觀上也是為這個社會在付出，是這個社會道德層面的最基本希望。這就是為甚麼海外媒體把堅持信仰、不畏強暴的法輪功學員稱為“中華民族道德的中流砥柱”。

其實，我們這些修煉者都是社會中普通的一員，每天正常的工作、生活，有時間看看大法書，早晚煉功，遇事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在1999年迫害開始之前，那就是我們的全部修煉內容。是因為這場迫害，我們才不得不講真相，澄清世人對佛法的誤解，而這些，也都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說真話，不傷害任何人，一切都沒有超出“喊冤”和“澄清事實”的範疇，這是最基本的人權，我們沒有任何訴求，只要一個信仰自由。天賦人權是任何人都無權剝奪的，因為這個大腦是上天給的，不是哪個政府或組織給的，上天給了我們大腦，同時就給了我們思考的權利、給我們擁有獨立思想的權利，與政府的價值觀不同就被污衊為“邪教”予以取締，這是荒唐的。

“真善忍”是普世都認可的道德標準。讓人放棄“真善忍”、換另外一種道德標準做人，這既是在踐踏全人類所共同認可的普世價值，也是違背天理的。孔孟之道一直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髓，倡導的也是人與人之間的真誠、善良、包容、忍耐。讓人放棄“真善忍”也是在違背老祖宗所留下的立國之本。這在道德層面是站不住腳的。“真善忍”這種普世的高尚價值被污衊為“邪教”予以打壓，還有天理嗎？上天會允許這種事情一直存在下去嗎？那麼歷史上劉伯溫、諸葛亮、法國諾查丹馬斯、以及《聖經啟示錄》中的預言不就是未來真實的預見嗎？聯想起歷史上強大的古羅馬帝國因為殘害基督徒而遭遇四次大瘟疫，最終導致歐洲最強大的羅馬帝國覆沒，那麼現在被印在貴州省平塘縣掌布鄉國家地質公園風景區門票上的那個藏字石上的六個大字不就是上天藏的天機嗎？

在這段即將逝去的歷史中，每個人都扮演了一個角色，演得如何，也相應的給自己種下了不同的因果，或善或惡，冥冥之中皆有天理來衡定。有兩個真實的故事：一個是作者的父親因為在大躍進時當“監工”，認真的執行命令、舉報那些為保命而偷食物的人導致那些人遭受酷刑甚至喪命，因此而在晚年患重疾遭惡報、死的很淒慘；另一個是在日本侵華時被迫做了翻譯官的爺爺因為善念利用工作之便救了一個共產黨一命，在後來的“肅反”時很巧合的落在了那個共產黨人的手裏，而得以保命。同樣是做工作，結果就是如此不同，其實，救了“爺爺”命的並不是那個人，而是爺爺當年悲天憫人的善心善舉帶來的必然善果；害了“父親”的也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他當年對缺乏人道的中共政策的盲目追隨以及對生命的漠視種下的惡果。

我們都知道，法輪功問題完全如當年文革、納粹一樣，身在其中時，很多人“上派下行”的參與了對一些無辜者的迫害，誰也沒有預見到這對自己的未來意味著甚麼，但當“四人幫”、希特勒失勢，歷史還一切以公道之時，那些人無一例外的遭遇了清算。文革中那些造反派也都是打著“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旗號迫害善良，可四人幫失勢後，全國軍管幹部17人、警察793人，共810人還不是被拉到雲南秘密槍決、給了家屬一個“因公殉職”的通知單就完事了嗎？一個本性善良的人無知中做了迫害善良人的事、遭受了這樣的痛苦，這是不幸的。其實上天會給善良人機會，讓他們了解真相，從心理上選擇一個公正的立場。每個執行者在具體做的時候都有回旋餘地，這種餘地不僅是留給別人的，更是留給自己的。

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在這件事中明白真相，從心裏站在一個正確立場上，不給自己的未來留下遺憾。一樣事有百樣做法，人的立場、是非觀念、善惡表現就在其中。上天賦予每個人思想的自由，心裏怎麼想沒有人會知道，但你的心態會跟你的未來有關。國外很多知名大學都有研究輪迴轉世的機構，一些研究案例中提到幾百年前基督徒遭受迫害時，不同人持有不同心態而造成他們在後半生或者下一生中或得福報、或得惡報，有的僅因為對遭遇魔難的基督徒幸災樂禍、甚至看著基督徒因為拒絕放棄信仰而被投入鬥獸場被野獸活活咬死拍手叫好，而在下一世患了先天的肢體殘缺的報應──正如那個被他嘲笑的基督徒所遭遇的（雖然他們是因為聽信了統治者說“基督喝人血、吃人肉”的謠言而做此反映，但也付出了如此慘痛的代價）。老人們都知道，迫害有信仰的人、迫害修佛人是罪業無邊的；而善待修佛者則是功德無量的。

其實，那麼多法輪功學員冒著危險告訴民眾真相（比如你接到的那些信），就是為了讓那些被謊言宣傳矇蔽的人在將來免遭不幸，而別無它求，很多人奇怪：他們冒著危險付出那麼多圖個甚麼啊？其實真的不圖別的，因為佛家修煉講的是一個慈悲，修煉的境界就是完全為別人好、慈悲眾生。怎麼才是對人好？能眼看著人們被謊言矇蔽、被挑動得仇視佛法、即將面臨那樣的天譴和不幸而無動於衷嗎？

這封信，我並不是寫給作為處長的你的，而是寫給一個也為人夫，也有親人、朋友、喜怒哀樂的你。因為薛新凱、我與你們也結下了緣份，寫了這麼多，真心希望你能好好想想這些你平時看不到的信息。與佛法結善緣、得福報。在天象變化之下、即將來臨的劫難中能保全家平安。

薛新凱妻子於2007年中秋前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