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也真後悔，自己為甚麼選了這麼一個倒霉的「專業」。但我又不甘心，特別是「七二零」以後，在中共的血淋淋的迫害面前我在想：做中共的幫兇嗎？不，絕不。那麼就是講真相，利用自己講「歷史」的這個機緣。但是面對那麼多思想意識家庭背景複雜的學生們去講無惡不做的共產黨怎麼怎麼樣，這不是很危險嗎？而且領導早就在大會上講過某某學校的教師給學生講法輪功真相給抓了甚麼的，還有各種的考試，考完後成績還要排名次，還有查教案、聽課、學生評教等等等等，中共邪黨對教師和學生的控制可以說是水泄不通了。而且我這裏還是一個小資料點，承擔著這一片的資料供應的任務；而且像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而且孩子們上的都是名校，在這一方還是有那麼點名氣的……如果我出了甚麼問題……如果……如果……總之都是人心都是私。

怎麼辦？在邪惡的包圍之中，難道只能去為虎作倀害人害己了？

想想：每學年聽我課的學生大約有二百～三百人，下一學年又換上一茬又是這麼多人。這是偶然的嗎？我如果要是利用這個「歷史課」去講真相，真正的講清楚了，講明白了，將是怎樣的結果？反之，如果我要是順著中共的安排去講，那又要毒害多少學生啊！而在這樣一個嚴酷的環境中又如何去講呢？在那裏拼著命慷慨激動一番，然後被邪惡抓走？這樣你是個英雄了，也許後人會給你寫幾首挽歌，但是還有眾多的學生卻成了中共的隨葬品，還有那麼多的親戚家人都會受到株連，說到底還不是個私嗎？

一、當我有了這顆堅定的心，師父就賜予我智慧。

比如，在講《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浦條約》的時候，（其中有有關教堂、傳教等內容。）我就問學生：西方科學那麼發達，為甚麼他們還相信宗教呢？還對宗教這麼重視呢？這個宗教不是封建迷信嗎？不是精神鴉片嗎？（這時學生們的注意力往往一下就集中起來了。）我接著說：你看西方的小說影視中，動不動就是「我的上帝」。上帝是甚麼？上帝就是神呀。實際上在人家那裏科學和信神的宗教並不矛盾，只有我們這兒就動不動就拿著「封建迷信」的棍子到處打人。我們在天天批判封建迷信，誰知道越批判越落後越愚昧越野蠻越貧窮；人家那麼多人相信宗教，可是人家的社會安定科學發達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其實這個宗教，它自古就有，不管是哪個民族不管是到了哪個時期，都有相應的宗教信仰；所以我們不能隨便就批判就侮辱謾罵。那天我還看到一篇登在陝西師大辦的《歷史教學參考》雜誌上的文章，題為《獒奶、狼奶、狗奶和人奶》。（該文引用了大量馬、恩的話，但我是善用其可用的部份。我悟到：善用這些東西可以消除學生認為你講反動話的邪念，可以大大的增加安全性和說服力。在常人這個層次上，是不能講高的。一切都是為法而來的，就在於我們怎麼去用它了。）他說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的歷史教材給學生吃的不是正常的人奶，而是（比狼還兇的）獒狗的奶，狼的奶；後來變了，變成了狗的奶，反正不是人的。（學生們笑的很厲害。）這篇文章裏面也談到了宗教問題，就是說我們以前對宗教的態度是多麼的狹隘、武斷和荒謬的啊。其實，宗教並不是甚麼精神鴉片，也不是甚麼迷信。它首先是一種文化現象，自古以來，從未斷絕……我們打個比方，說有個人他是個真正佛教徒，這天他碰到甚麼不好的事情了，心裏很煩，怎麼辦？他如果是真正信佛的話，他就會念經的。你看那個電視上，敲著木魚……他的心很快就靜下來了。哎，心情平靜下來了，一場風波也就過去了。哪裏像現在的人，那還了得！這把我氣死了！你對我不好，我比你更兇。走吧，老二老三，都跟我來。打，給我往死裏打。打死了有我……我們想一想，現在許多惡性事件不就是這樣造成的嗎？哪個好？哪個對社會對大家有益？

比如講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時，就要講到人的基本權利，人身、財產、言論、特別的宗教信仰的權利等，這時候更是講真相的非常好的一個機會，應該好好發揮利用。在看了師父《對澳洲學員講法》的錄像後，我覺的這時候還可以聯繫到惡黨的所謂《憲法》裏的類似的內容，儘管它是冠冕堂皇的，我們也可以用以說明侵犯人家信仰的權利就是犯法的。再比如關於「打倒孔家店」的問題，關於文言文白話文的問題，（這時還可以理智的去講簡化字的問題。）關於蔡元培「兼容並包」的思想，關於中國近代史上的幾次論戰，關於共產黨對洪秀全、對義和團的刻意美化及其用心，關於孔子在全世界人們心目中的地位，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我的做法是：把《共產黨宣言》開頭和結尾的兩段話揭露出來，分析分析，突出其邪惡的本質。），理智的講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他們之間的理論上的衝突以及又被同時供奉在一個神罈上的荒謬……我覺的只要我們在法上提高了再提高了，共產黨的那點東西，真的「還不夠一個小指頭捻的」（《轉法輪》）。只要我們善於挖掘，裏面可以利用的東西確實是很多的。正如同修在討論「如何講邪黨課本」問題的文章中說的那樣：「幾十年來，中共邪黨把學校變成了毒害青少年的巢穴，我們做教師工作的大法弟子有責任把它從新變成傳播真理的聖殿。當初選擇這個職業，也是因為曾經發願要救度這一方眾生，我們責無旁貸。」

比如在講林則徐的上書和虎門銷煙時，我提問說：為甚麼惟獨林則徐能有那樣的大智大勇？我說：我讀過的一些文章裏談到林則徐信佛的事情，很多人都講到這個事了。我也覺的，如果林則徐不信佛的話，就不會有「壁立千尺，無慾則剛」的崇高境界，就不會有把個人生死都置之度外的虎門銷煙。由此可見，有信仰的人就是不同。或許有同學要問我：那為甚麼書上沒寫呢？那可是萬萬不能寫的，因為這個宗教信仰一直被視為封建迷信、唯心主義，怎麼能寫在這書上呢？但它不寫，並不等於就沒有，是不是？我現在又想起那個美國小說《黑奴籲天錄》中的湯姆了，是甚麼力量使他有那樣超人的意志？那就是信仰的力量。有信仰的人和沒信仰的人是不能相比的。講到馮玉祥，我就講他在一九二七年，為了擴充武力而搗毀開封相國寺的事，以及他在黑海被火燒死的結局。我說，人們說這就是因果報應。唉，人啊，做事情確實要考慮後果的。以前的人為甚麼那麼重視學習歷史呢？就是要有個前車之鑑。這個事情出來了，看看以前的人是怎麼做的，好有個參照。你不懂得歷史，可能別人犯的錯誤你還會犯的，我看馮玉祥就是這樣一個不懂有前車之鑑的人。

我在講「課」中往往要特意聯繫到宗教問題，比如聯繫到歐洲的宗教改革的時候，我就靈機一動用相當的時間講尼祿迫害基督教徒的史實。講的很細，相當透徹，學生們聽的都很認真，因為從沒人在課堂上這麼講過。舉一反三，在講到新航路的開闢、尼德蘭革命、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獨立戰爭，鴉片戰爭、義和團運動、啟蒙思想、辛亥革命、等等許多許多問題的時候我都在搜索有關的宗教因素的資料並且講給學生。講到牛頓、愛因斯坦的時候，就講他們也信仰上帝的事實……

有一回，我正在講「新文化運動」一節裏關於「提倡民主科學，反對專制、愚昧和迷信」的內容時，我對「專制」一詞做了充份的發揮，我說，「在一個國家，只要是最高權力都掌握一個人手中的，又沒有誰能制約這個人的時候，那麼這人的話就是法律了，就是真理了，全國人民都必須要認真學習貫徹執行了，如此政體那就是專制政體，就是獨裁統治。（其實學生們大多已經明白我在說誰了。）這個東西不管是在甚麼時候，無論是在哪個國家，它都是專制統治，它和民主是水火不容的……至於說這個迷信，實際上這裏主要是指對專制強權的迷信，誰有權了誰的話就是真理，他就成了真理的化身，大家就得絕對服從，這還不是迷信是甚麼呢？因為陳獨秀當時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解決專制制度的問題而不是相信鬼神與否的宗教問題。」正講到這裏的時候從外面山上的廟裏傳來了鐘聲，我順便就說，「聽到這鐘聲，我就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掃四舊』，那時到處砸神像拆神廟，轟轟烈烈的幹了一氣，連農民家裏的灶王爺都掃掉了，多麼徹底啊。可是現在你看，到處都在建廟。（至於這些所謂的寺廟裏到底是怎麼回事，師父早就講了，但我只是利用它破除無神論的謊言。）是吧？沒人去號召，也沒人發動，大家自覺自願的這樣幹起來了，你能管的了嗎？這是甚麼原因呢？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就是人心的力量。多少年這樣延續下來的傳統文化，你能用外在的簡單粗暴的手段去消滅掉嗎？那是肯定不可能的。要我說，信神不信神，這不是你政府應該管的事情。政府管甚麼呢？我看正常的政府首先把你的官員管好，不要都成了貪官；其次是把偷的搶的殺人的管住，不要弄的人人自危到處都不安全。其實信神不信神的完全是人家個人的事情，別人根本就是無權干涉的。是不是這個道理呀！」

就這樣我一邊在講一邊把自己的感想體會寫一寫，我覺的在「歷史課」上講好真相是我必須要做的事情，不管我做的好與不好，我是義無反顧的。師父教導我們向內找，我在講的過程中，在寫這篇體會的過程中，確實也找出了自己的許多不好的不符合法的東西，甚至是根子上的問題──我發現我的講真相幾乎沒想到救人，而是為講而講，為完任務而講，在很深的地方還有為炫耀自己的知識和口才而講，或者是為了自己圓滿而講，甚至是為發洩自己的私憤而講的心都有。講是講了，正念也發了，但是這個根本上的問題沒有徹底的解決好……當我悟到這些的時候，講的效果馬上就不同了，就會越來越顯明。

二、讀《九評》，系統的講清中共真相是甚麼。

後來，我又悟到：這種蜻蜓點水式的講，還是很有限的。因為這樣不系統，不系統就不能形成穩定而完整的概念，那麼最後還是又回到中共設置的圈套裏去了。所以我們必須系統的去講這個歷史真相，才能為他們三退打好基礎。當然要想做的更好，學法是第一位的，還要讀好《九評》和《解體黨文化》等書。面對學生，我想應該講清如下這三個要點：一、中共是怎麼來的。二、它都幹了那些壞事。三、由此可以看出它的本質是甚麼。特別是它無端的肆意迫害法輪功是最關鍵的又是難度最大的最敏感的真相，也是我們講的真相中的核心。這一方面我在課堂上是用暗示的含蓄的側面的方法，在課外就是直截了當的講就是散發真相資料來加以配合和補充的。

下面舉幾個例子：

（一）講好「緒論」。

一般每個學年開始的第一節課，教師都要講講「緒論」、內容梗概等等。這一節是在中共教育制度之下最輕鬆的一節課了。每當這個時候，我就講：

「其實這個《中國近代現代史》不過是個斷代史。大家知道我們中華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而這個近代現代史是從一八四零年講起，到現在才不過一百多年的歷史；五千年和一百多年是個怎樣的比例呢？何況在這一百多年的歷史中主要講的還是中共出現以來的歷史。這麼一點東西你說你學甚麼歷史了？為甚麼只要你學這麼一點呢？這樣做的目地就是要叫你接受：『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這樣一個東西。（由於我用的是特別明顯的諷刺語氣，學生們就嘩然而笑起來）不是嗎？

「這個《世界近現代史》也是個斷代史，無源之水啊。從十四、十五世紀資本主義萌芽講起，到現在也就是五百來年的歷史，這和整個世界歷史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光讀這段歷史，你不知道人類歷史長河的源頭在哪裏，那麼你對許多事情是很難有個正確看法的。而且這裏面盡講些甚麼革命，你就會覺的歷史就是革命了。甚麼資產階級革命，十月革命，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一系列一系列的。其實人類的歷史是極其豐富的，就這五百年當中，也有許多很有價值的文化內涵，並不光是甚麼革命啊。你沒有完整的世界歷史也沒有完整的中國歷史知識，那麼你的歷史思維就一直是不健全的，畸形的，因而也就是幼稚的，而且是影響終生的。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所以，我想呢，我們有必要補充一點古代的東西……

「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形態的劃分：甚麼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這個東西被說成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可是列寧怎麼說呢？他說可以首先在一個國家建成社會主義，這就是說可以沒有資本主義這個社會了，直接到社會主義社會了。這不是和馬克思講的不一樣了嗎？我們再來看看，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對中國歷史階段的劃分吧：也有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夏商周，約近兩千年。）封建社會（秦──清，兩千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一八四零年──一九四九年，一百一十來年吧。這個說法最早是列寧說的，於是共產國際就說中國現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於是中共「二大」就說我們中國現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直到現在還是這麼說。）新民主主義社會（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七年。七年一個社會形態，這和兩千年一個社會形態相比是不是有點比例失調了？是不是個陰陽怪胎呢？）社會主義社會（從一九五六年到現在。）五種嗎？不是，是六種。這樣和馬克思的列寧的又都不一樣了。縱觀全局恐怕這是世界上最費解的「史學體系」了，可它是不可冒犯絲毫的金科玉律。其實真正的封建社會是西周時期，那個封建的本意呢，是封疆建土的意思。周天子把土地封給自己的子弟或大臣，讓他們去好好管理，是這個意思。說封建社會從秦始皇開始，其實上是個根本就不能成立的笑話。誰都知道，秦始皇為了反對封建制還來了個焚書坑儒呢。這是婦孺皆知的事實，是不是？可是我們學的這個體系硬說中國封建社會是從秦始皇開始的。中國特色嘛。有人還研究甚麼中國的封建社會為甚麼那麼長呢！（這時我就笑，學生們也笑了。這些話聽起來就是在講學術問題，實際上是在講歷史的真相。我悟到，這樣講的多了，就可以在很大成度上解體黨文化的束縛。）

我經常還講到史前文化，從「滄海桑田」這個成語說起，講到美國科學家發現的三葉蟲化石上邊人的腳印；講法國、南非、阿爾卑斯山岩洞的石板壁畫；秘魯國立大學博物館裏的石像；秦兵馬俑一號坑出土的青銅劍……以柏拉圖的《克里齊》中講的「大西國」開頭，講金字塔，講大西洋、太平洋沿岸的水下古代建築……並且講明年代。目地是要學生領悟到進化論是假的，中共所捏造的歷史是假的。

（二）以中共之矛，戳穿中共之盾

中共的歷史教材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謊言大全。俗話說的好：狐狸藏不住尾巴。凡是謊言，其前後矛盾往往是一目了然的。其實，要讓人們認清共產黨的本質是很容易的，只要準說真話就足夠了。但是中共它有個任何正常的政府和組織都沒有的或者恥於有之的東西──國家恐怖主義──誰要是說了真話，那就叫你息音或者肉體上消滅。這樣一來就沒人敢說真話了，於是謊言就成了真理。特別是現在中共垂死掙扎的時候，其迫害方法之多樣，手段之殘忍與隱蔽，程序之精緻和嚴密是全人類有史以來所僅見的。但是只要我們謹遵師父的教誨，理智、智慧的去做就沒有問題，因為「那魔永遠也不會高出道的」（《轉法輪》）。因為中共它不過是個被舊勢力所利用的一個低靈，它除了愚蠢就是殘忍，它的所有的言行先後之矛盾是明擺著的事。所以對它採取「以中共之矛，攻中共之盾」的方法往往就有奇效。

比如在中共的成立一節中，有關「工人階級的覺悟進一步提高，要求成立能領導自己鬥爭的政黨」的謊言，我說：說是這麼說。但是在前些年的教材裏我讀過這麼一段資料，說：那時候，共產黨員們在工人中搞宣傳，工人們根本就不理解他們講的是甚麼，就走了。李大釗就號召黨員們到工人中去學習群眾語言（實際上是套近乎），然後再宣傳共產黨的東西。大家想想：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們怎麼可能「要求成立」共產黨呢？

在中共出現的問題上，其教材繞來繞去的耍了不少花招。先說陳獨秀李大釗他們已經在醞釀搞共產黨的時候，共產國際派來了維經斯基甚麼的。我根本就不按它的圈套走，就單刀直入的把它的教材裏的幾句話以先後為序加以排列：（一）一九一九年三月，共產國際成立。（那時列寧就準備在中國發展共產黨。）（二）一九二零年初共產國際就派維經斯基來找陳獨秀李大釗他們要求建立共產黨。（三）一九二零年秋天，中國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才在上海出現，陳獨秀任書記……結論：中共是蘇共一手扶植起來的。（這一點講清講透了，對認清共產黨的本質是至關重要的。）

比如講到所謂「一大」的時間時，就可以講講這個「七一」建黨節了。我說，作為一個節日，就得有個根據，而且應該是有自發性的約定俗成的。當年在延安的時候，參加「一大」的連所謂「一大」開會的時間都忘了，於是毛澤東在《論持久戰》裏就隨便定下中共的「生日」是七月一日。後來有人「考證」出來了，說是七月二十三日，但是毛澤東已經說了是七月一日那就是七月一日。這個「偉大」的節日就是這麼來的，「神聖」的了不得。（學生又笑）

比如「第一次國共合作」。教材中有一段引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我說，這就是說這個「合作」是共產國際決定的，當時陳獨秀是不同意的。他認為，首先的國共兩黨的信仰是截然不同的。的確是這樣的：一個信仰三民主義，一個信仰馬列主義。三民主義的核心是創立民國，馬列主義的核心是階級鬥爭，摧毀一切的。於是這個合作實在是太不和諧了。其實共產國際這樣做的目地就是要使共產黨在國民黨之中成長壯大然後奪取政權，這就埋下了國共之爭的禍根。咱們打個比方：你現在日子過不去了，去了別人家裏寄人籬下，可是你卻要當人家家裏的掌櫃子，可能嗎？道德嗎？這還不引起矛盾嗎？所以四一二「政變」也就成了必然。

比如所謂「土地革命」。我說，咱們看看毛澤東是怎麼說的。他說：「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聽明白了嗎？共產黨為甚麼要給你土地呢？就是要你去給他「戰勝一切敵人」，給它打天下嘛。有人問了，那土地哪來的？是從地主手裏奪來的。共產黨自己哪有土地呢？（這時有的學生們就情不自禁的說：「土匪」。）

毛澤東還說：「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麼，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我們是這樣做了麼，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國民黨要來進攻紅色區域，廣大群眾就要用生命同國民黨決鬥。這是無疑的，敵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不是實實在在地被我們粉碎了嗎？」（《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說的多麼明白呀，為甚麼要進行「土地革命」還用的著再去補充嗎？

是國民黨發動內戰的嗎？看看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就知道了。毛澤東講，這時中共的任務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解放全國人民。這裏的「人民力量」就是共產黨的軍隊，「解放全國人民」就是要進行新的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爭。課文中又說：這次會議「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做了重要準備。」我說，實際上「七大」就是準備進行這次戰爭的大會。那麼，到底是誰「發動了內戰」呢？

（三）比較法

就現行的中共的歷史教材說：十年內戰中（到一九三三年）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長征」結束時就「不足三萬人」了；可是「八年抗戰」以後，共產黨的軍隊猛增到一百三十萬。這又說明了甚麼？（結論由學生自己去做出吧。）

我經常說：其實共產黨可圈可點的抗戰就是個平型關（一次對日軍的後勤部隊的）狙擊和（後來成為彭德懷一大罪狀的，被否定的）所謂「百團大戰」（其實並不是總兵力是一百零五個團，而是一百零五個團次。），此外再沒有甚麼能拿的出來的戰例了。而國民黨的抗戰，大家已經知道的就有初期的四次會戰，還有棗宜會戰、豫湘桂會戰等等，這樣的戰役加起來就有一千一百一十七次之多。一千一百一十七比二，這是多麼懸殊的比例啊。國民黨犧牲在抗日戰場上的高級將領就有二百多位，而共產黨只有一個左權。怎麼能說人家國民黨不抗日呢？

我提醒學生注意：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甚麼時候結束的？一九五二年底。那麼「三大改造」甚麼時候開始的呢？一九五三年。「三大改造」首先是對農業進行改造，改造甚麼？說白了，就是把分給農民的土地再奪回來，因為這時不需要你「戰勝一切敵人」了，那麼你手裏的土地也都應該沒收了。那麼也就是說，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日子才有幾天？有多麼多麼「偉大」歷史意義的「土地改革」很快的就甚麼都沒了。（因為課文中有些小字部份假惺惺的講「三大改造」操之過急甚麼的，我就充份利用之，真正的說個明白。）再一個，就是甚麼改革開放，改甚麼？實際上就改的是一九五六年以後的大鍋飯，也就是說公有制的路子實在是走不下去了。早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所謂「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就已經充份證明了「三大改造」特別是人民公社化的失敗。

例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作的，他說的多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還有個公式呢：「團結──批評──團結」。可是僅僅兩個多月之後，也就是到同年的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在他的《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裏就把他自己講的「主題」「公式」全面推翻了，緊接著就是你死我活的「一場群眾性的反右派鬥爭」轟轟烈烈的展開了。當有人說這是陰謀時，毛澤東說，這是陽謀。意思就是，我就這樣幹了你能怎麼著！（學生們議論紛紛）我說，這像國家領導人說的話嗎？

（四）引用法

比如所謂「長征」到底是怎麼回事？它說它是北上抗日，為甚麼不到東北去？不到華北去？而到西北來？就是要靠近蘇聯。但是向新疆打去的軍隊全軍覆沒了，於是只好在陝北那兒落腳。當時為了達此目地所走的路線都是人跡罕至的高原地帶，由於惡劣的自然條件所造成的傷亡之大，實屬空前，誰把死亡的士兵的命當過回事呢？就是在那樣的處境下黨內的爭權奪利還是無止無休的。你看那個《長征》電視劇裏不也這樣演著嗎？

西藏是和平解放的嗎？我說，前不久我在《考試報》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講當時有個甚麼「昌都戰役」，後來到網上查了一下，說這次戰役打死了五千七百多藏族人。這樣說來，當年在西藏還是打了仗的。我認識的一位老人，就是當年進藏的，他也曾經給我說過，西藏根本就不是和平解放的。

為甚麼要對朝鮮內戰諱莫如深？因為這一場戰爭是金日成在蘇聯的慫恿下挑起來的，他要「統一南朝鮮」。被前來援助南韓的聯合國軍打的落花流水的時候，金日成闖下大禍了，就要中國出面來擺平。而中共剛剛掌權，只有毛澤東執意參戰，於是參戰。中朝付出了二百多萬人的生命和巨大的破壞為代價，換來了仍然保持了「三八線」為界的「偉大的勝利」。

甚麼是「中國特色」？「中國特色」就是不管出了多大的問題，那都是「特殊」的「國情」造成的，而黨是一貫正確的，你只能讚美，不能批評。大躍進是中國國情造成的，反右傾也是中國國情造成的，貪污腐敗都是這個國情造成的。一個「國情」把甚麼都掩蓋了，把所有想說點甚麼的嘴都給封住了。

再如江澤民說了甚麼甚麼，甚麼第幾代領導核心，我根本就不講它。從來不講。有時有學生在那裏喊，我就只當沒聽見一樣。不說這些噁心至極的話。比如講到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說：其實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根本就沒有甚麼主義之分；如同空氣就是空氣，水就是水一樣，能說哪裏的空氣是社會主義的，哪裏的空氣是資本主義的話嗎？所以我悟到：其實中共的那一套甚麼也不是，在真正的完全站在法上的修煉者面前，它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你要怕它，它就來勁，迫害你的方法一套一套的。你要是不怕它，它甚麼招也沒有。

有一回有個考試題裏有拍江澤民馬屁的題目，我直截了當的說，這個題算了，不講了。還有一回，題目裏有個拍毛澤東馬屁的東西，說他的十年內戰時期游擊戰術如何如何了得，我就用特殊的語氣和措辭詳細的講解毛澤東的甚麼游擊戰術「十六字訣」當講到「敵駐我擾」的時候，一個學生就情不自禁的說：「壞熊嘛。」（方言，壞東西的意思。）引來不斷的笑聲。

我想，話是由我們自己來說的，共產黨它能管的住我們的心嗎？它能管的住我們的話嗎？能管的住我們的語氣、表情和智慧嗎？比如在中共成立的甚麼意義裏有這樣的話：中共代表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代表了甚麼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云云。我是這麼講這些東西的：「課本上說，中共代表了這個的利益那個的利益，代表的可多了，偉大的了不得啊。」（學生們就笑。）如果順著中共的意思去說，肯定是造業。而且我們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儘管你不是真心的，但這話你已經說出來了，這就起一定的作用了──補充了邪黨的能量。我覺的這和寫甚麼三書、保證的結果是一樣的。

還可以引用《九評》裏面講的事實、數據甚至原話等。比如：「鎮反」殺六十萬、大飢荒死四千萬人；比如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說文革中：「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比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裏報告了這樣的數字：一九八四年五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從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四百二十萬餘人被關押審查；一百七十二萬八千餘人非正常死亡；十三萬五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二十三萬七千餘人，七百零三萬餘人傷殘；七萬一千二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而專家根據中國縣誌記載的統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七百七十三萬人。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開始時，中國出現了自殺高潮，許多著名的知識份子如老捨、傅雷、翦伯讚、吳晗、儲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絕路的……」

還有像林昭、張志新、李九蓮、劉少奇、彭德懷……以及我們當地甚至本校的受害者……都是在講之列的。

在《九評共產黨》裏有這樣一段話：「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暉，將胡宗南大軍進攻延安的計劃通報周恩來，以致胡宗南打進延安時，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來曾經說：『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最近我在《文史精華》上看到了一篇題為《紅色間諜──熊向暉》的文章，其中所講的東西，如果我們去其阿諛之詞的話，那就完全是《九評》中這段話的註解了。所以你在課堂上就可以大講間諜熊向暉「光榮歷史」了，進而就可以講清中共是個甚麼東西了。並且講明出處，不會有任何危險的。

（五）還原歷史真相

凡是說謊者，往往都要把一個個本來完整的事實進行只對自己有利的剪裁，然後以偏概全的。這種謊言是最難以辨別最富欺騙性的。那麼我們就要進行補充和還原。比如在「太平天國」裏把洪秀全和楊秀清的矛盾補充出來；在《天津條約》裏，把有關中國公使也可以進駐巴黎和倫敦的內容補充出來；把太平軍、義和團濫殺無辜的事實也補充出來；講了北伐戰爭時的第四軍是「鐵軍」之後，再把李宗仁的第七軍被稱之為是「鋼軍」的事實也補充出來；（而且再補上一句：那麼課文裏為甚麼就不把人家「鋼軍」的事也說說呢？因為那完全是國民黨的軍隊啊。）在講「四.一二」之前把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的父親被共產黨整死的事實也補充出來；在講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之時，把李立三的父親也被農民協會的人整死的事實也講出來……把「匈牙利事件」、蘇共二十大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聯繫起來；把章伯均他們所提的意見的原話補充出來；把大躍進的真實歷史補充出來；把廬山會議的細節補充出來；把「文革」中的種種暴行和荒唐補充出來，把「三大改造」、「大躍進」、「反右傾」、「三年大飢荒」、「四清」及「文化大革命」之間的內在關係揭示出來……把所有應該還原的歷史真相都還原出來，聯繫起來，揭示出來；那麼中共的本質就一目了然了。這樣，我們在對這些學生講三退的時候就方便多了。

比如講所謂「土地改革」時。我說，當時山西有個地主叫牛友蘭。他把自己的房屋、店鋪、工廠、土地、金錢幾乎全部貢獻給了共產黨。據說僅一次捐獻就武裝了賀龍的一個團。儘管這樣牛友蘭在「土改」中也是在劫難逃，而且將鼻樑子鑽通拴上繩子讓他的兒子牛蔭冠（共產黨幹部，任晉綏邊區行署副主任）拉著遊街，就這樣把人活活整死。（學生聽了無不嘩然。）

比如，「土地改革」期間是怎樣發動群眾的？為了叫你仇恨地主，就編造出個《白毛女》來，製造仇恨。其實《白毛女》是個民間的神話故事，甚麼黃世仁楊白勞都是無中生有編出來的，從來就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六）從不肯定它半句。

對共產黨，本來就沒有值的肯定的一點點東西，因為它從頭至尾都是邪的，不管它怎樣喬裝打扮，其獸類的尾巴是逃不脫明白人的火眼金睛。實際上它本來就是不應該出現的東西，是舊勢力的安排，是集舊宇宙邪惡之大全的惡魔；我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對它有任何的肯定。至多了就是說個中性的詞，比如「成立」、「戰役」之類。甚麼「偉大成就」「偉大意義」「偉大轉折」等等，是從來都不說的，更不寫。凡是吹捧共產黨的標題也不寫。萬不得已要說的話，就在前面加上「所謂」「甚麼」之類。這並不是我要刻意這麼做，這是自然形成的，因為共產黨太邪惡了，邪惡到連它自己的人都要整死而後快的地步，它已經完全的違背了所有生命必須遵守的最基本的法則了，所以天就要滅它。你還肯定它甚麼？我想，就是作為一個有點道德修養的人，都會恥於與中共為伍的，怎麼還能給它吹喇叭呢？古代不是有許多仁人志士寧肯掉腦袋也不去說假話嗎？何況我們還是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呢！如果屈從於中共的壓力去跟著說謊，不是做了損德的事了嗎？不是造下了無邊的罪業了嗎？如果我們違心的去說為中共所要的鬼話的時候，肯定是有私的有漏的，肯定是在逆天行事的，怎麼能符合真、善、忍標準呢？還怎麼能去救人呢？恐怕連自己都救不了呢。我想：許多邪悟之人不就是這樣的嗎？有些人還不理智的對共產黨心懷感激呢。這也是在害自己呀。我認識的常人中有這麼一個年輕人，很有才華，經常寫文章發表，我也勸了他退了團隊，可是他為了名利就寫些吹捧共產黨的東西，也撈了不少錢，但是，家裏的問題簡直叫他沒法活下去了，倆口子幹仗，把他的臉都抓的見不得人了。我又送他些真相資料看，並建議他不要再寫那些害人害己的東西了。他聽了，家庭內戰才漸漸安寧下來。那天，他的妻子到我們教研室來找他，當時那裏只有我一個人，我就勸她三退，只幾句話就退了，高興而去。現在家裏的氣氛開始轉變了，像個人生活的家庭了。實際上現在凡是還崇拜中共的人，已經沒好日子過了，成天喊著：煩、煩的。四門無路了。只有急流勇退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七）講好人物傳記。

我覺的在歷史課堂上充份的利用人物傳記是講好真相的又一個好方式。因為一個人的一生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是極其豐富的，是具有很強的真實性生動性和說服力的。比如陳獨秀的一生，特別是他對國共合作的看法，他對工農運動的態度，對八七會議對托洛斯基對斯大林毛澤東的態度以及他的淒涼晚年，以及在他死後被列為十次重大錯誤路線頭子之首，以及「文革」中他的屍骨都面臨著被「揪鬥」的危險……再比如像瞿秋白、李達、李立三、張國濤……他們的不幸他們的作為他們的結局……都是沉甸甸的發人深思的一個個活生生的前車之鑑。還有很多很多的人物的傳記或者簡歷是很有價值的，或正面或反面都是揭露中共罪行的活靈活現的豐富的材料和資源，都可以利用過來說明真相，我覺的簡直就是取之不盡的。我在講到袁世凱利用外國人為自己當皇帝吹喇叭的時候，我就說，還有人叫外國人給他寫傳記（指《江澤民傳》），大家想想，不讓真正了解自己的中國人寫，而是出多少錢找個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外國人來寫，這確實是一大發明了。你動不動就罵一頓美國，可你要請美國人給你寫傳記，這不是耍流氓嗎？前一向我在備課的時候大概的瀏覽了一下中共網站上的一個「紅色作家」寫的《陳伯達傳》，基本上是把陳伯達當「反面人物」來寫的，但是從陳伯達兒子的自殺和他自己也被毛澤東逼的準備要自殺的事實上，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共產黨這個邪教組織的邪惡至極是徹頭徹尾的。

當然我們在講那麼多人物的時候，一下要讀那麼多的人物傳記是不可能的，特別是我們現在大家都很忙，讀讀有關的簡歷也是很有幫助的。

三、小結：

這幾年以來，我在課堂上也明顯感覺到了氣氛在變化，越來越寬鬆起來了。這和整個正法的形勢是分不開的。身在教室，我也體會到了我們形成一個整體的巨大威力。當我講完《中國近代現代史》中的所謂《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一課後，學生們都在沉思，有的在議論，有的感慨非常的說，「共產黨太壞了！」每當我講過《全國大動亂》一課後，在課堂上就有學生說，「毛澤東太壞了！」「我就是想不通，他為甚麼要那麼幹。」每當講到甚麼「一舉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時候，我經常用《九評》裏的話來形容：毛澤東屍骨未寒，他的老婆和姪兒就鋃鐺入獄了，可報紙電台上在高呼「這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又一偉大勝利」。（哄堂大笑。）

中共總要把自己打扮成「黨媽媽」，我們就是要把它這個畫皮揭開來漏出它狼外婆的真嘴臉。它怕見陽光，我們就偏偏把拿它到光天化日之下曬，天天的曬，認認真真的曬。在曬的過程中，很多的謊言完全可以一笑明之，學生也在譏笑中理解、點頭、感嘆。你的一個引用，你的一笑一顰，你的抑揚頓挫，你的語氣輕重，你的腔調、你的一個動作……那是中共能管的了的嗎？它是很想迫害你，可是它太低了，它實在是搆不著你的。

也許有人會問：你這樣講，難道說就從來都沒人舉報過嗎？還有你的學生的考試成績怎麼樣呢？我說，其實現在有許多常人都以各種形式揭露共產黨了，也許在歷史課堂上更方便、更多。我有個同事說，他在課堂上直接講「六四」的真實情況，並且說總有一天「六四」是要平反的。我看這樣的事情太多了，中共現在管也管不過來了。而且我們是師父的弟子，我們聽師父的話去做就不會有任何問題的。師父說：「我們張口講話，都按照煉功人的心性去講，不說些搬弄是非的話，不講些不好的話。」（《轉法輪》）我講課是面帶微笑，措辭文雅，談笑自如，妙趣橫生，總是那麼慈悲的，而且引用了那麼多的事實，舊勢力它有甚麼話可說？誰還能想到甚麼「舉報」呢？這就是大法的超常和神奇的體現之一。最近我又更進一步的悟到：課前請師父加持，發正念。一上課，面對那麼多學生，我想，我就是要救人。這樣講起來就特別的順利，效果就很好，而且是越來越好了。至於考試成績排名甚麼的，最近還真的發生了我帶的班上成績最差的事情，領導也找我談話了，我也找了找原因──因為我時不時的還這麼想：我這樣講成績肯定會差了，因為我講的和這種考試本來就是格格不入的嘛。不管好壞我也不往心裏去，於是這下考的特別的差了。我這才感覺到，這個差成績是自己求來的，我的這一念立刻被舊勢力利用了，再講真相的時候學生們就有了一定的抵觸情緒了。但是我在找到這個結症的時候，就立刻歸正自己的念頭，否定舊勢力黑手爛鬼的這個變相的迫害，於是繼續講，不幾天這事就像沒發生過一樣了，一切照常。領導和我談話的時候很客氣，也從未提起我在課堂上講真相的事，我知道又是師父在保護我呢！「少息自省添正念　明析不足再精進」（《洪吟二》）。只有放下自己向內找才能做的更好。

其實，往往是我們自己在束縛自己了。共產黨根本就沒辦法連你具體講甚麼話都規定下來，有許多詞彙、史實大家都在用，而且越來越普遍了。比如講了《往事並不如煙》上的東西，誰能拿你怎麼樣？《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還不是共產黨弄出來的東西嗎，誰說就不能講了？《中學歷史教學參考》不是在你共產黨的控制之下的嗎？甚麼《文史精華》上不是都在歌頌共產黨嗎？那上面的東西難道我們就不可以利用嗎？當然至於我怎麼用這些東西，這就是我的事了。這裏面我也悟出了一個理來：同樣一塊鐵，你可以打造成殺人的凶器，也可以製造成一把用以耕作的鋤頭；而且我們還可以把你中共的凶器熔化了，再造出耕作的鋤來。所以有許多事情，往往和肇事者的願望是恰恰相反的。如果我們的層次再高些，甚至連這些裏面的「分子結構」都給改變了，甚至更深層次的改變。做到點石成金的成度。

其實在歷史課堂上講真相是很簡單的，就是本著真善忍的標準去做就是了。我們用不著刻意的如何如何，甚至也用不了甚麼方法技巧，就是講真話，就是要有一顆救人的心，遇到甚麼問題首先向自己內心去找。比如講「國民黨右派陰謀奪權」的問題時，講「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四一二」「七一五」、工人糾察隊，農民運動的時候，只要我們把當時的實際情況如實的講清楚，學生自然很明共產黨是個甚麼東西了。不要慷慨激昂言辭激烈，越是平和越是慈悲效果就越好，完全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去做了根本就不存在甚麼不安全的因素了。有時候也可以推理推理：大家想一想，國民黨的軍隊在前方打仗呢，你在後方把人家軍長的老爹給鬥死了，給誰能行啊，他兒子不報仇嗎？於是何健就命令他的部下許克祥行動了。大家想一想，北伐軍都到上海了，你工人糾察隊還拿著武器幹甚麼？噢，我在前面去打張作霖，像俄國的二月革命一樣把沙皇給推翻了，你在後面來個列寧的十月革命，再把我給推翻。哪能讓這種事情發生呢？實際上當時共產國際就是這麼想的，中共也這麼想的。我們可以聯繫「一大」的綱領嘛，「用無產階級軍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國民黨（按照共產黨的說法）就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嘛。有時候還可以順便進行比較：「四一二」時，在寶山路死亡的人數就是一百來人，和五十年代初的鎮壓反革命相比，後者一次全國就是六十萬；再和「文革」相比「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就七百多萬。

其實，說到底是師父在平衡著一切掌握著一切，如果師父不傳大法我們甚麼也做不了。這是我時時都能夠體會的到的。有時我在還同事談起共產黨的種種罪惡的時候，同事會很吃驚的問：你給學生也是這樣講的嗎？我說給學生怎樣講我當然是清楚的。那麼如果沒師父的慈悲呵護，怎麼能幾年來一直講下來呢？

我想：我這個歷史課堂是說明歷史真相的時機，是勸善的機緣，是個救人的機會，是我們解體黨文化的熔爐。我能在與師同在的時期講這個歷史真相，這是師父賜予我的神聖使命，我也應該責無旁貸的做的更好。

當然，我在課堂上這樣講真相也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在自己狀態不好的時候，還是跳不出邪惡教材的一個個陷阱，至多不過就是說了幾句「反動話」而已；有時講完了，莫名其妙的有點後怕。有的時候干擾也是很大的。有一回我正講尼祿的時候，突然流鼻血講不下去了，我只好離開教室，離開後還是流了老半天。於是我每次講前發正念，請師父加持，就再也沒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做的還很不成熟，層次有限，不妥之處，敬請同修慈悲指正，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