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得法的，得法後就像「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一樣，不精進也很少學法。直到二零零三年二月參加香港法會，看到連小弟子都能把《洪吟》背的朗朗上口時，才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差距。從那時起，我就下定決心跟上正法進程，接著就開始大量學法，並積極投入證實法的行列。

因為從事自由職業，又沒有家庭負擔，可以全力投入證實法的工作，所以往往哪個項目有需要，我就去做哪個項目。這一段期間我發現做講真相的事，也是修煉提高的過程，比如打電話或網路講真相，從開始被不明真相的人罵起了爭鬥心，到漸漸的不管對方怎麼罵，都能不急不緩叫他不要生氣，並語氣平和的向對方講真相。那時雖然做了很多證實法的事，但基本上都是在家裏，不用出門就可以做了。

《九評共產黨》發表後不久，到台中學法交流，認識到《九評》的發表是另一個重要的正法進程，於是開始了另一個證實法的歷程。為了推《九評》、揭露中共邪黨，我走出戶外到各地辦徵簽活動，無論是市區、菜市場、學校，甚至遠到九份山區，都有留下我用「大聲公」招呼民眾徵簽的身影。面對當時的風吹、日曬或雨淋，都是對我求安逸之心的考驗，多次在人念與神念的選擇中走了過來。

二零零五年六月我當了協調人，就積極協調同修舉辦各項講真相揭露迫害的活動，例如：反酷刑展、真善忍美展及揭露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燭光悼念會等。在這個過程中，因為每位同修的認識不同，而產生了一些矛盾，雖然造成了一些干擾，但最後同修都能在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中，達成一定的共識，從而使這些活動辦的有聲有色，也起到很好的證實法的效果。

二零零六年九月我承接本地大紀元辦事處的工作，那時除了請同修幫忙推廣大紀元外，一會兒扮演VIP、一會兒扮演記者、一會兒又扮演推銷員、送報生、收費員等等的角色。明知道這出戲台就是為法而擺，但每次出去向公家單位、市政府、商家、住家等推廣大紀元，回到家後心裏都會起伏不平，總有一種看人臉色的感覺，但過後往往又想：如果不做這些拋頭露面的事，如何能大面積的把大紀元推向民眾呢？

那時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為了因應在台中舉辦的退黨活動，報社印了許多特刊發送給全台各地辦事處。當早上凌晨四點鐘我趕到下報點準備拿特刊時，在許許多多的報紙中，發現其中數捆好像是九評特刊，就拿起來確認一下，並轉頭準備告知分銷商，不料拿起特刊的這個動作，竟被負責當地的分銷商指為小偷，並當著眾多分銷商和派報生的面前，對著我足足罵了將近半個小時。後來另一位分銷商看不下去，叫我趕緊把特刊拿走。當時被罵的有些莫名其妙，後來經過向內找發現自己也有不對的地方，沒有先跟對方打聲招呼，就去拿東西了。

此外，因為報社將特刊寄給分銷商時，沒有事先通知，使她覺的沒有受到尊重，所以過後氣不但沒有消，還要求終止契約，不幫我們派送報紙了。別人不幫我們送，我只好自己去送了，可是自己送才知道沒有那麼容易，只是兩個訂戶我就花了兩、三個小時才把報紙送到。我心裏想：兩個訂戶送兩、三個小時，一百多個訂戶要送到甚麼時候啊！於是用電話、傳真和親自登門道歉等方式，拜託那位分銷商繼續幫我們送，甚至同修也打電話給分銷商請她消消氣，結果她還是不接受，並且以很不好的口氣說：「以後沒有人會幫你們派送報紙了。」因為她是本地最資深的分銷商，所以找其他的分銷商也沒人敢接。

從小到大沒有受過這麼大的委屈，此事讓我整整一個禮拜睡不好覺，而且經常不由自主的嚎啕大哭。在最絕望時，經過講真相後另一區分銷商知道我們辦報的理念，主動提出願意幫我們派送報紙，那時心裏的一塊大石頭才落了下來。這一件事讓我體悟到：在常人社會中修煉，就像雲遊一樣，經常會遇到各種考驗我們心性的人，以譏笑我們、辱罵我們、欺侮我們的方式，讓我們在吃苦中儘快提高心性，爭取早日圓滿。

當然並非每次都是考驗，也有一些令人欣慰的事。有一個訂戶是大陸新娘，嫁到台灣多年，非常喜歡看大紀元。我跟她聊起退黨的訊息時，她邊講邊左顧右盼，看起來頗有怕心的樣子，我就給她一個退黨的電話號碼，告訴她想退時可以打那支電話。後來另一位同修去收報費時，破除她的怕心並且幫她退黨了。現在她經常幫中國大陸的親朋好友退黨，儼然已經成為一個“退黨服務點”了。

去年九月我負責大紀元發行部的工作，要到台北上班，我每天花一個半小時搭車上班，又一個半小時下班，心裏一顆不想吃苦的心又冒了出來，往往第一步跨出捷運站，就想：我幹嘛花那麼多的時間，跑來吃這種苦？另一隻腳踏出又反過來想：我不是要證實法嗎？我不是要救度眾生嗎？這一點苦算甚麼？就這樣人神交戰中，一步步的走了過來。這一段期間，和大紀元或辦事處的同修也會因為理解不同、立場不同，而產生許多不同的矛盾，經常在協調與被協調中跌跌撞撞，最後認識到：再多的意見終歸還是要放下，並且從法理中歸正自己，配合好整體的形式，因為我就是要走師父安排的路。

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報名參加香港遊行，當時已經有許多學員被遣送回台，或是在台灣就被航空勸阻了。我們這一團大約有五十人在香港入境處，沒有入境。六月三十日我們經過協調，一部份學員煉功，一部份學員負責拉橫幅、向民眾講清真相，並要求釋放被留置的學員。當時我們的正念很足，心也很齊，航警和武警只敢遠遠的在一旁監視，不敢靠近我們。

晚上各自分散休息時，他們開始每小時加緊巡邏，好像如臨大敵。七月一日早上還調動兩百多名航警、武警、公安，把我們團團圍住，當時我被這樣的形勢給嚇住了。為了消除怕心，我帶頭唱「法輪大法好」，但是在強烈怕心下，我的歌聲是顫抖和五音不全的。後來他們開始有所行動，五、六個人抓一名學員，用扛的、用拉扯的，各種方式都有，現場頓時一片混亂。我也被他們硬生生的拉了進去。在拉扯中我的腳扭傷了，也腫起來了。

回到台灣後，每走一步心臟就被拉扯了一下，痛的幾乎無法立足，短短幾步路都得磨蹭好幾分鐘，才能走完。隔天早上我告訴同修：我不能去報社上班，因為腳腫的很厲害。哪知同修竟然開車來載我去上班，讓我無法推托。到報社後，我裝作正念很足的樣子，用證實自己的心來掩蓋怕心，若無其事的把經過的情形告訴其他同修。其實那時我的心裏很不踏實，想到自己這種情況怎麼盤腿煉功？

每天早上煉靜功時，真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忍著錐心之痛從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漸漸的到三十分鐘，直到四十分鐘就無法再突破了。有時明明告訴自己今天一定要忍耐，不能把腿搬下來，但每到四十分鐘就有聲音說：這麼痛就放下來吧！結果就真的放下來了。直到有一天早上煉功時，心裏很純淨，甚麼想法都沒有，一個小時過後、音樂停了才把腿放下來。放下後才猛然想起：這一切都來源於自己的念頭，我被腳痛的假相給障礙住了，悟性不好的足足拖了兩個月才過了這一關。

有一段時間因為證實法的效果一直無法突破，而且同修之間的矛盾也很大，所以大紀元流動性大，許多學員做不久就離開了。也許是因為如此，最近某地辦事處的同修在電話中對我說：「你到發行部已經一年了，發行量也沒有增加，不知道你還能做多久？」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這句話重重的觸擊了我的心，心想：如果發行量再不增加，我是不是就要引咎辭職……。

沒多久，在一次學法交流中，有同修提到北美學員對於台灣大紀元流動性大很不認同，認為大法弟子怎麼可以遇到困難就繞開走呢？聽了同修轉達的一番話，讓我意識到不能用人心看待修煉中的事，從而決定不繞開走，要完成自己的誓約與使命。

師父在《二零零七年紐約法會講法》講到負責人犯錯如何對待時說：「他犯錯誤了就不讓他當了，再來一個還得犯錯誤，還不讓他當了，這不是我要做的，我得把他鍛煉成熟。那麼換句話講，那是不是大法弟子犯了錯誤，我就不要你當大法弟子了，再換個人？他再犯錯誤就不要他當大法弟子，再換個人，這能行嗎？修煉的過程中，就會出現問題，出現了問題關鍵是大家如何能夠善意的幫助他改好，而不是叫他承擔甚麼責任、去指責他。。」個人體悟，參與大紀元的同修都希望把事情做好，雖然做的很辛苦，可是在人力、物力、財力都很缺乏的情況下，很難馬上見到明顯的效果，如果大家能多體諒、少指責，可能流動性就不會那麼大了，當同修都鍛煉成熟以後，相信一定會做的越來越好。

謝謝師父！謝謝大家！

（二零零七年台灣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