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晚九點多鐘，我正在屋裏坐著，開啟空調休息，突然空調停了，照明也停了。這時走到前門，看門上方的電閘全部正常，就認為停電了。其實是分局的惡警故意把走廊裏的電閘拉下來了，待我出門時抓捕未遂。

三十日上午九點多鐘，正在開啟小風扇學法，突然又停電了。這時，我到前門開門看走廊裏的電閘時，剛出門邁出一步，從右側出來一便衣警察何某把我的左手按住，隨著又來一個便衣警察劉斌把我的右手按住，推到屋裏，一邊一個惡警按住強行戴手銬背銬著。這時，我呼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我沒有犯法，你們這樣對待七十二歲的老人，一定是有罪的！」兩個惡警根本不聽，惡警劉斌兩手拳頭捏的緊緊的，咬牙切齒的在我眼前比劃幾下，威脅我。

坐在沙發上，因為兩手背銬著的，背不能靠沙發，直立坐著約兩小時之後，我要解小便時站起來，惡警何某惡狠狠的說：你幹啥？我說：我要解小便，這是我的自由。惡警何某說：「從現在起沒有你的自由了。」這時，把左手銬解了，惡警拉著左手銬到廁所。我在沙發上坐著時，穿著短袖汗襯，右前方四百毫米直徑座的風扇吹來，左前方中央空調風吹來，幾個鐘頭實在承受不住時，穿長袖衣時，才把右手銬解開。

之後惡警對我非法抄家。劉斌、何某從上午九點多鐘打手機，喊來國保支隊華勇等二十多個警察，有穿警服的，也有穿便衣的。有的來了，一會又走了，又來幾個，前門一直是開著的。開始抄家，從上午十點鐘，參加人數十餘人，一直到下午五時。抄走的物品有：樓上客廳：師父法像，真善忍，法輪佛法，《論語》等四個大鏡框。全部大法書籍等。設備耗材等：筆記本電腦一台，無線上網卡一套，210打印機一台，三星激光一體機一台，惠普打印機一台，DVD刻錄機一台，塑封機一台，錄音機一台，A4裁紙刀一台，大訂書機二個，移動硬盤一個，U盤三個，mp4二個，mp3二個，手機二部，（一惡警約60歲，長白臉，1米7幾的個子，他說把手機拿走，你們可以使用），A4紙39包，各種顏色的墨水數瓶，耗材等。已刻好的光盤40多張，白光盤5、600張，《九評》已做好的沒送出去的，216頁的小冊子l6本，其它資料等。和這無關的如「萬年曆」（內容較詳細）也拿走了。惡警用長時間抄家，他們認為這種情況，家裏應該存有大量現金。從樓上樓下所有箱子櫃子裏的東西，一件件的翻。甚至在涼台上掛的塑料口袋裏裝的破布也取下來看了看。每屋子翻遍了也沒找到現金。至今沒見到抄家的清單。

下午五時，惡警劉斌、何某等四名惡警按住強行把我兩手銬住，推進電梯下樓，警車停在小區公路上，又強行把我推上警車。車行駛途中時，一警察接到電話說：先到分局。惡警何某說，先把他送到看守所，我們把飯吃了來，但還是先到了分局。在分局，惡警劉斌、何某等提審時，做了筆錄，我保持沉默沒說話，惡警自編一份材料，要我簽字，我沒簽字。之後，國保支隊華勇來了，因筆記本電腦加密碼，他們也打不開，華勇說，鄧陽生你這一條龍生產，乾脆來給我們當教練好了。

當天晚上十一點多鐘把我送到看守所迫害，在辦公室辦理登記時，惡警劉斌、何某等四、五個人兇狠狠的，把我推到靠牆的鐵管處站立，幾個人一齊上來按住，強行靠鐵管如一字形雙手銬住。這時，我在大聲呼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你們不能這樣對待七十二歲的老人，一定有罪的！惡警根本不聽。站立約二十多分鐘後，我腦袋痛的很厲害。這時一警察搬來板凳叫我坐，因兩手如一字形銬在鐵管上，我說坐不下去。惡警說；你只能側身坐下，只能坐下半邊身子。辦理刑拘登記後，惡警何某要我在上面簽字，我說你們是非法綁架關押，你們是有罪的。惡警說：你不簽字，我們一樣的關押你。之後強行把我送進111捨，已經是晚上十二點鐘，這一天只有中午在家吃一個小月餅。

十月一日下午兩點多鐘，兩名武警來到111捨，把我劫持到值班室，幾個人按住，強行把兩手銬住，推到審訊室裏，有兩名警察，年輕的警察打開電腦，他自我介紹說：在2002年重慶小泉園事件是我來提審你的。然後開始提問：我一直沉默不語。這時警察自編了一個筆錄，讀給我聽。要我簽字，看我沒說話，最後警察記錄：他不簽字，一直低頭不語。接著把一份向檢察院的起訴書，讀了一遍，有哪些權利，可以請辯護律師，但要經過他們同意等。這時我喊出聲音來說，頭痛的很厲害。警察也說：你外地打工的女兒說，你以前有過高血壓，求我們照顧一下你。就這樣結束了審訊。

十月二日上午九點多鐘來了一位女醫師，在值班室給檢查血壓，一檢查高血壓230、又複檢一次還是高血壓230.我回到舍房躺著，這裏的頭和幾個歲數大的人都說，你這麼大歲數不能上山去，去了你就回不來了。早上起床時他們要我不起床，一直躺在板上。不一會兒來警察說；要來人打降血壓針，吃降血壓藥。我回絕他們說，我煉功後已經十三年沒打針，沒吃藥，通過煉功一直保持血壓正常。警察還問舍房的頭，他來吃飯沒有？頭說：進來後沒吃一口飯，連水也沒喝一口。到下午兩點多鐘，來兩名武警把我扶到辦公室。分局的警察見血壓這麼高，給在外地打工的女兒聯繫，因她們工作忙，不能及時回來，就委託一位同學的丈夫，他將我接送回家的。當時警察何某把已準備好的表要我簽字，我沒簽。警察何某怕承擔責任，在附近找來三位年輕女性群眾簽字，警察何某向她們交待說；你們在上面簽字，不負甚麼責任，只是證實一下我們把人放了就行。在看守所出來時，還我的物件中，有幾十元錢沒有了，皮帶也換成一條爛皮帶。這時接我的年輕人，要去找警察要回來，我勸他不去了。

十月二日回家後，便衣警察隨時跟著的。在外地打工的三個女兒已商定好了，十月十七日接我到外地同她們一起居住，便於照顧。分局的警察劉斌、何某威脅她們說；你父親是屬於監管分子，不能隨便走動，必要時經過和我們聯繫，同意後才能離開重慶。但她們知道共產黨整人厲害，株連九族，連家人孩子也不放過，只好放棄這種想法。

十月十三日九時我出門打公用電話時；剛開門，便衣在門外等著，同我進電梯下樓。到電話亭打電話時，他在亭前站著。等我打過電話離開時，便衣警察隨即進電話亭查打電話號碼。從十三日起，每天早上六時起至晚上八、九點鐘在我家門外守著，有時是兩人，有時按門鈴騷擾，一直到二十日晚上七時才停止，共八天沒出門。現在只要出小區門崗，就看到保安在打電話通知，就能看到便衣警察在跟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