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時有個人名叫胡質（字文德），他是淮南壽春人，官至東莞太守、荊州刺史，後封關內侯。其子胡威，字伯虎，晉武帝時官至御史、青州刺史等。父子倆皆以清廉著稱於世，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胡質在青年時代，就是一位品學兼優的人，在江淮一帶廣為人知。他的朋友蔣濟向曹操介紹胡質的父親胡通達乃江淮之間一位德高望重之人，曹操大喜，問：“胡通達德高望重如此，其子孫後代如何？”蔣濟回答：“胡通達有個兒子叫胡質，也是一位深孚眾望的賢者。”曹操就把胡質召到朝廷，任命為頓丘縣縣令。後來胡威在祖、父的影響下，少年老成，也因祖、父修身名高而聲名鵲起，被晉武帝司馬炎賞識，當了御史。

胡質每到一處任職，就安定一方民生，政通人和，上下稱頌。他鼓勵農耕，使昔日貧窮之地出現了“廣農積谷，有兼年之儲”的富庶局面。他治軍有法，海防也得到鞏固，百姓安居樂業。他當一輩子官，每次因功得賞，都分發給部下，自己不留分毫。到去世時，竟然“家無餘財”，人們檢視他的遺物，只有一件皇帝賞賜的官服和一個裝書的筐篋。

一次，魏國大將張遼同護軍武周鬧了矛盾。張遼聽說胡質是位賢能之人，就想讓胡質取代武周，胡質卻予以婉辭。張遼認為胡質不識抬舉，便找到他不客氣的問：“我這樣看重你，你為甚麼這樣不給面子？”胡質回答：“賢能之人的交往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礎上，朋友得到利益再多，也知其不貪；朋友作戰失敗，也知其不怯；聽到朋友流言蜚語，也不輕信，所以，可終生為友。武周先生是一位雅士，以往，您稱讚武先生不絕於口，如今因一點小矛盾就絕交，我胡質實不贊成。再說，我的德才遠不及武先生，恐怕也難成將軍終生朋友啊！”一席陳詞，打動了張遼，與武周言歸於好。

有一年，胡威從京城來荊州看望父親。胡質雖然當官，可家中並不富裕，以至於胡威去看望父親時沒有一車一馬，也沒有僕人隨從，獨自一人騎著毛驢上路。途中住宿客棧時，胡威自己劈柴、做飯、放驢。同住客棧的得知他是荊州刺史胡質之子後，無不驚訝，又無不欽佩。胡威看望了父親後，住了幾天就準備騎驢返程。臨行，胡質送給兒子一匹絹。就這微薄的一匹絹，父子還差一點兒鬧了誤會。胡威問父親：“父親向來清廉如水，兒子不知此絹是何故得來？”胡質解釋說：“這是我用自己俸祿買來的，用來給你作盤纏。”胡威這才放下心來。

胡威啟程回京城，沒想到從荊州出發，就遇到一位同行人。這位同行人把胡威沿途的食宿預先全包了，胡威執意不肯，經反覆詢問，才知同行者是胡質手下的一個都督，請假回京探親，聽說胡威也要回京城，便與胡威同路，盡一點討好之意。胡威聽罷，立刻把父親給的那匹絹給了同行者，辭謝後各走各的路，回到京城後，把此事寫信告訴了父親。胡質查明後，將那位都督罷了官。胡質父子就是這樣不買溜鬚拍馬人的賬。

胡威後來在西晉當了御史，他繼承乃父遺風，在皇帝面前也敢提不同意見。晉武帝在吏治問題上，上寬下嚴，朝廷高官有了錯誤也可視而不見，對於尚書郎以下的官吏，有一點錯誤，就嚴厲處分。胡威便上書進諫，指出如此寬嚴失當，在法律面前不平等，是錯誤的。晉武帝說：“尚書郎以下的那些小官，嚴懲也無所謂。”胡威反駁說：“微臣所陳之諫言，不是說皇上對下級官吏嚴格要求不應該，而是說對像微臣這樣的高級官吏，也要嚴要求。只有對大官小官都高標準、嚴要求，國家才可大治，天下才可太平！”晉武帝採納了胡威的諫言。

晉武帝非常佩服胡氏父子的為人，一次，他問胡威：“你和你父親相比，誰更清廉？”胡威不加思索的回答：“我不如我父親。”晉武帝又問：“為甚麼？”胡威回答說：“我父親清廉不願意讓人知道，我是恐怕別人不知道，所以我比我父親差遠了！”晉武帝認為胡威的回答“直而婉，謙而順”，並對他進行了封賞。

胡質、胡威父子對上級不正確的決策，敢於直諫。他們當官，既不靠逢迎拍馬，也不靠賄賂開路，靠的是人品和才幹。只想為百姓做好事，不想謀私，所以，做起事來才堂堂正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同聲稱讚胡氏父子為官清正、家風高潔、子繼孫承。作為父母，總想把最好的東西留給子女，然而留下再多的物質財富也只是一時的身外之物，只有教其修身重德，才能使其終身受益無窮，任何時候能夠明辨是非，選擇正確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