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勸三退中，我們時常會碰見這樣的人，當你跟他們談到中共的本質是邪惡的，只有拋棄中共中華民族才有希望時，他們並不直接否定你，而是用一種貌似客觀的語氣說，共產黨是愚蠢可憎，幹過許多壞事，但它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做過吧？至少改革開放後，共產黨把大陸的經濟搞上去了，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還是有政績的。為了說明這一點，他們還會搬出一分為二的流行概念，主張對共產黨也要一分為二。言下之意，雖然中共做了許多壞事，但還沒有壞到不可救要和邪惡的成度，因而還有改良的希望。

這種說法貌似客觀公正，但只要我們深入思考一下，就會發現它其實是站不住腳的。

一

固然，世上的事物都是複雜的，常常具有多重性，有主要的方面，也有次要的方面，有正面，也有反面，但決定一個事物本質的只能是它的主要方面，而不可能是次要方面，人也不例外。比如一個人，一個黨，一個政權，其所作所為，可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或壞的一面，如果佔主導地位的是好的一面，它的本質當然是好的，儘管它可能也有不好的或壞的一面，但決定事物本質卻不是也不可能是它。同樣，如果佔主導地位的是不好的或壞的一面，那它的本質當然也是不好的或壞的，雖然它可能也有好的一面，但這一面卻不能改變它的不好的或壞的本質。

我們說共產黨的本質是邪惡的，恰恰正是因為從總體上看，就主導方面而言，它的所作所為始終都是反宇宙、反自然、反人性的，都是為了自己的一黨私利，都是在逆民主自由的歷史潮流而動。因此，從建黨到今天，中共做的壞事可以說是舉不勝舉，罄竹難書。正如《九評共產黨》所指出的，“縱觀八十多年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其所到之處永遠伴隨著謊言、戰亂、飢荒、獨裁、屠殺和恐懼；傳統的信仰和價值觀被共產黨強力破壞；原有的倫理觀念和社會體系被強制解體；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和諧被扭曲成鬥爭與仇恨；對天地自然的敬畏與珍惜變成妄自尊大的‘戰天鬥地’，由此帶來的社會道德體系和生態體系的全面崩潰，將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拖向深重的危機。而這一切災難都在共產黨精密的策劃、組織和控制下發生著。”如果你對這些還缺乏了解或缺乏足夠的了解，你不妨去仔細的讀一讀《九評共產黨》，你就會明白了。

即便是按有些人所說，共產黨也做過“好事”，也有“政績”，比如所謂的“改革開放”、“特區”等。但與它所做的那些難以計數的壞事和犯下的許許多多罪行相比，與它帶給中華民族的巨大災難相比，這些“好事”、“政績”也只能說是九牛一毛，微乎其微。

從另一方面看，甚麼是改革開放？就是邪黨緊箍得人民太貧窮了，社會邪惡主義行不通了，才用資本主義制度來拯救，搞點市場經濟。美其名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老百姓說：“折折騰騰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所謂“特區”，就是更開放一些，資本主義的東西更多一些，經濟發展就更快一些。如果全國都更多一些資本主義的東西，那會更好的，可是在邪黨的專制統治下是不會完全開放的。虛假的形勢背後是：國有資產變為私有，耕地圈佔大量撂荒，各級財政債台高築，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股市、樓市人為操作，銀行壞賬百孔千瘡。

僅以中共掌權後的所作所為而言，據歷史學家研究統計，從1949年到今天的50多年中，在中共的統治下，大陸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超過八千萬人。這個數字要比在此之前，將近一百年內中國因各種各樣的外敵入侵、內戰的死亡人數還要多。無論是“國民黨反動派”還是日本侵略者，都不曾造成過這麼多人的死亡。這個數字甚至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八千多萬非正常死亡的人中，有一半人是在共產黨的政治迫害中被屠殺的，另有三千萬到四千萬人則是在那場從1959年到1961年由中共一手造成的大飢荒中餓死的。統計學家發現，中國歷史上，即便是1949年之前的兩千年之間，由於自然災害而導致餓死的人數加在一起都沒有這三年餓死的人多。

別的不說，僅共產黨一手造成的這七八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就是中共再做多少“好事”，再用多少“政績”也無法償還抵消的，就憑這一點也完全足以證明中共的邪惡至極了！換句話說，即便共產黨確實做過有些人所說的“好事”，改革開放後有“政績”，那也否定不了它本質上的邪惡——因為它做的禍國殃民的壞事實在太多了！

二

我們不妨再拿德國和日本法西斯與中共來做類比。

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善良的人都一致公認，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權是邪惡的。但希特勒當政時，德國經濟曾一度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德國的國際地位也有顯著提高。那麼，我們是否能因為希特勒做過的這些“好事”和所取得的這些“政績”就否認德國法西斯政權的邪惡呢？當然不能！

關於這一點，中國問題專家章天亮先生曾有過透徹的說明。他說，“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時候全球經濟大蕭條，當時有很多國家的人甚至都餓死了。在一九三三年的時候，希特勒成為德國的元首，成為德國元首之後，以他的經濟政策，就使德國的經濟連續多年以每年百分之百的速度增長，速度非常快。由於這種經濟成長的拉動，使得德國的失業率從百分之三十降到百分之零。等於說每一個德國人都有工作可以做，而且德國當時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因為在一戰以後德國是戰敗國，英法列強對德國是很歧視的，要收它的賠款，但是希特勒當了元首之後，德國成了歐洲的強國，特別是一九三六年成功地在柏林舉辦了奧運會，使得很多國家對它刮目相看。希特勒還有很多很好的經濟政策，比如當時德國高速公路的修建，都是可以起降戰鬥機的，非常好的基礎設施建設。當時德國很多地鐵的挖掘都是希特勒完成的，而且希特勒當時說要讓德國的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轎車，這就是德國當時建Volkswagen，即‘德國大眾’，Volks就是德語的人，Wagen就是車。它是德國大眾。希特勒要讓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汽車，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希特勒在對德國經濟的推進速度事實上是非常高的，但是不管他在經濟上做了多大的努力，在軍事上取得多大的成功，有人說他是個軍事家或是經濟學家，這些都不重要了，因為他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全球九千萬人的傷亡，造成了四千億美元的損失，同時他在集中營裏面對猶太人殘酷的屠殺，有六百萬猶太人因為二戰在集中營裏失去生命。這些事情就足以給希特勒定性了，所以今天你要是到德國去的話，沒有人說我們要對希特勒進行一分為二，而且包括現在你有納粹的標誌，或者對希特勒崇拜都是違法的。”

同樣，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善良的人都一致公認，日本法西斯是邪惡的。但當年日本侵佔中國後，也不光是燒殺搶掠，也曾辦了很多實業，尤其是在東北三省，直到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當時那裏的老工業基地，很多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底子，包括當時東北三省全國最發達的鐵路網，都是日本人建的。如果有人因此否認日本法西斯的邪惡本質，我們會同意嗎？顯然不會！因為日本侵略軍有南京大屠殺，有“七三一”部隊，有“三光政策”，由它發動的侵華戰爭造成了中國兩千萬軍民的傷亡，這些事情本身就足以給它的邪惡本質定性了。

試想，僅僅因為共產黨做過一些“好事”，有過一些“政績”，就因此否認它在本質上的邪惡，這不就同因為希特勒當政時把德國經濟搞上去了，讓人民生活明顯改善了，因為日本侵華後興辦了不少實業，就否認德國和日本法西斯在本質上的邪惡一樣荒謬嗎？！

三

接下來讓我們以改革開放的“政績”為例，再來具體分析一下有些人眼中中共所做的“好事”，究竟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好事，這樣的“好事”到底又意味著甚麼。

先得說明的一點是，所有的政權，哪怕是一個只謀一己私利、完全腐敗了的政權，在一定程度上也都不可避免的充當著社會管理者的角色，因而也必然會做一些客觀上有益於社會的事，比如發展經濟啦，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啦，搞市政建設啦，提高國家的國際地位啦，等等，這是由政權之所以為政權的特點所決定的，也是維繫任何一個政權的必要條件。就像我們在前面曾提到過的，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權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一個政權有沒有做過有益於社會的事，而在於：第一，它做這些事的目地究竟是真心為了造福民眾，還是為了騙取民眾的支持，從而維護自身的統治，謀取自己的利益；第二，如果換一個政黨當政，人民是不是會得到更多更好的福利；第三，它做的這些事是否伴隨著弊端和後患，如果是，弊端和後患究竟又有多大；第四，它做的好事與壞事究竟哪個更多。透過這幾個方面，我們不難看清中共所謂“政績”的真實面目。

首先，文革後中共搞起了改革開放，比之於毛澤東當權的時代，幾十年來大陸的經濟發展確實是快了，一部份人的生活水平確實是提高了，中共也經常因此自誇，試圖以此證明自己“代表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文革後共產黨到底為甚麼要搞改革開放，為甚麼要發展經濟？難道真是為了讓大陸百姓過上富裕自由的好日子嗎？不是！

眾所周知，1949年後共產黨長達近三十的暴政，特別是十年文革這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使它的統治在文革後陷入了空前的危機，如果繼續推行毛時代的現行政策，它的統治就可能迅速倒台。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共為了挽救自身的危機，為了不失去民心和手中的政權，才被迫放鬆了對經濟的控制，開始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和市場體制，請回了外國資本和私人資本，試圖通過給百姓施以小恩小惠，讓他們繼續擁戴自己，從而維護其搖搖欲墜的獨裁統治。因此，搞了改革開放，儘管經濟發展了，一部份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共產黨的本質卻沒有任何改變，它對一黨私利的追逐和對民眾的專制獨裁依然如故。說到底，這不過是共產黨一貫善於玩弄的利誘和偽善，它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看到了中共的邪惡。

其次，比之於毛澤東當權的時代，改革開放後，大陸的經濟發展確實是快了，一部份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確實是提高了。但假如當權的不是中共，而是民主政黨，中國又會怎樣？肯定要比現在發展的快的多好的多！至少，如果沒有中共，大陸會有那麼多的政治運動嗎？會發生“文化大革命”嗎？會有“六四”嗎？會有八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嗎？-----如果這些災難都沒有，我們的經濟是不是會發展的更好更快？人民的民主權利是不是會得到有效的保障？老百姓的日子是不是會更富裕？

當有人津津樂道地談論中共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時，他們往往只是在做縱向比較，而不是同時也進行橫向比較；總是在和中國的戰亂年代比，而不是和治平年代比；總是說中共做到了甚麼，而不提沒做到甚麼。這也正是共產黨的一貫思路。如果我們從這種片面單一的思路中跳出來，比較一下半個世紀以來非共產國家和共產中國的不同道路，就會發現：如果沒有共產黨，憑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勤奮，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能夠獲得比現在不知強多少倍的輝煌成就。

以日本的經濟發展為例。中共常說中國人口多底子薄，但日本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339.3人（1998年數據），幾乎是中國的三倍。日本國土的71％都是山地和丘陵，土地貧瘠、資源缺乏，自然條件並不優越。二戰以後，日本在戰爭的廢墟中起步，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不但擺脫了戰爭給經濟帶來的陰影，而且超過傳統強國英國、法國、德國、和蘇聯，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從1955年到1973年，就在共產黨發動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把中國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連續十八年以年均10%的速度高速增長，被世人稱為“日本經濟的奇蹟”。

還有鄰國印度。印度的人口和中國處在一個數量級上，和中國具有一定可比性。1980年代，幾乎在中共開始改革開放的同期，在總理拉．甘地的領導下，印度也開始了溫和式的自由改革。1991年開始，印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80年到2002年印度經濟年均增長6%，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長7.5%，速度上已經接近中共宣稱的8%。但印度的銀行壞帳佔所有貸款的比例不到2%，遠低於中國；基尼係數0.33，而中國同期的基尼係數可能高到0.5到0.6。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源的高投入，而印度GDP增長主要來自生產率提高，而不是來自增加資本或勞動投入。印度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與東亞、尤其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主要依賴國內市場而非出口，依賴消費而非投資，依賴服務業而非工業，依賴高技術而非低技術製造業。專家指出，印度的經濟增長模式能更有效地造福於民眾。

可見，與日本、印度等國家橫向比一比後就能清楚的看出，如果在中國當權的不是共產黨，而是一個民主政黨，大陸的經濟騰飛肯定要比現在早的多快的多也要好的多。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就在於，中共一貫悖逆天理人道，熱衷於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它真正關心的只是如何牢牢控制住手中的權力，而不是如何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的生活。這不也從一個方面說明了中共的邪惡嗎？！

再者，中共改革開放後取得的所謂“政績”，其實是一種畸形的政績，可以說是弊大於利，後患無窮。

第一，改革開放後，因為經濟發展，一部份普通群眾的生活水平確實較毛時代是有所提高，但就整個社會而言，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成果，絕大多數不是落進了普通百姓的口袋，而是被大大小小的共產黨官員和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不法奸商所共同侵佔了，今日大陸因此已成為貧富差別、城鄉差別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之一。

第二，大陸的所謂“經濟騰飛”是以犧牲後代子孫的發展空間和毀滅中華民族的道德根基為代價的，其付出的道德成本和生態成本遠比它帶給人們暫時的實惠要大的多。僅以生態成本為例，生態問題專家鄭義先生曾經做過一次計算，中國的GDP假如說每年有十萬億到十四萬億，它的生態成本卻是三十萬億。現在，即使是把現在所有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財富全部投回去治理環境，也買不回往日的藍天碧水了。

最後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了，那就是中共自吹自擂的所謂改革開放的“政績”，與它帶給中華民族的巨大災難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話說到此，不難看出，有些人眼中中共做過的那些“好事”，其實根本就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好事，而是用來欺騙人民的偽善和假相，它不但不能否定共產黨在本質上的邪惡，而且還從另一個側面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

以為共產黨也做過好事，也有政績，因而還夠不上邪惡和不可救藥的人，歸根結底還是受共產黨的欺騙太深，對中共八十多年來所幹的種種禍國殃民的惡行壞事缺乏了解或了解不夠所致，加之在思想方法上又犯了主次不分、真假混淆的錯誤，才使自己的思想走入了誤區。

要改變他們的認識，關鍵在於要進一步加大對他們講真相的力度。當越來越多共產黨禍國殃民的歷史被曝光在他們眼前時，他們終究會從中共的謊言中覺醒，投身拋棄中共的歷史洪流！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