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到了不足，就要及時歸正，這也是身為大法弟子必須做到的。今天，我鄭重的拿起筆來，將我遭受迫害的過程寫出來，從中也讓人們看清中共邪黨的醜惡面目。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黨開始全面鎮壓、迫害法輪功，中共掌控的輿論工具更是一哄而上，對我們慈悲偉大的師父進行了惡毒的攻擊，對大法學員進行了瘋狂的迫害。由於自己平時很少實修，所以在邪惡的考驗中人心泛起，在中共謊言欺騙下，在迫害之初，也曾對大法產生過懷疑，在頭腦中也反覆的想過：「這個法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師父究竟是不是像電視中說的那樣？如果真的是那樣，自己該如何是好？」內心深處有一種莫名的失落感。疑問之餘，我並沒有間斷學法、煉功。在經過艱難的思索之後，最終我還是選擇了大法，並認準了在修煉這條路上要繼續走下去。

方向明確了，再以後對中共謊言宣傳基本上也就不聽不看了。在與同修的接觸中，我看到了《長春豪宅真相》、《我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等幾篇真相材料，我看了以後覺的很好，文中沒有一句攻擊政府的語言，說的全是法輪功的真相，再有就是揭露惡黨新聞媒體對師父及法輪功的栽贓陷害和造謠中傷。

面對不公的對待，面對對師父及同修無端的傷害，我覺的有必要將這些真相讓更多的人知道，以使他們了解法輪功的真相，不再受中共造謠媒體的宣傳。我的辦公室中就有電腦和打印機，我就利用這個便利條件，將這些真相資料打印出來並郵寄給有關部門，希望他們靜心的看一看，更希望他們了解真相後，能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後來才知道，由於中共邪黨害怕人們了解事實真相，所以採取了各種卑劣的手段進行封鎖、堵截，使得很多真相資料沒能送到收信人的手中，都被郵局截留、毀掉了。

不久，由於一位同修在張貼大法標語時，被惡警發現，該同修被綁架抄家。因她張貼的這些真相標語是我寫給她的，惡警從她的口中得知了這一情況。在二零零一年新年元旦，幾名警察找到了我的單位（當時我在單位宿舍住），在沒有出示工作證和搜查證的情況下，非法搜查了我的宿舍和辦公室，非法搶走了我存有真相資料的一張軟盤和我辦公室的一台電腦及打印機（當時價值二萬多元），他們將這些辦公設備竊為己有，至今沒有歸還我單位。這是公然搶劫國家財物，知法犯法，執法犯法。

在派出所，惡警們將我用手銬在鐵椅子上約六、七天時間，他們讓我說出這些真相資料是誰給的，（由於當時我對舊勢力參與的這場對大法的邪惡考驗，個人修煉與正法修煉的關係等法理上不明晰，所以無意中配合了邪惡，在這方面沒有做好），他們還邪惡的讓我誹謗師父和大法，並公然威脅說如果我繼續煉法輪功「工作就沒了」。因為我當時知道法輪功是被冤枉的，所以我並沒有按照邪惡的要求去謗師謗法。那些惡警見我沒有屈服於他們的淫威，便窮凶極惡的將我非法刑事拘留。這期間參與迫害的還有張家口市橋東公安分局主管迫害法輪功的副局長梁某某。派出所還去向我單位領導敲詐。據後來領導透露，惡警向領導提出了要挾條件：單位若想把人保出去，必須送給他們派出所二十噸煤。領導為了能儘量的平息此事，忍氣同意了他提出的條件。在我被非法逮捕後，鄧建民竟恬不知恥的去向我單位索要那二十噸煤，被單位領導嚴詞拒絕。從這裏不難看出，中共豢養出的這些公安打手頹敗到了多麼厚顏無恥的地步了。

在我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期間，參與迫害我的張家口市橋東區檢察院的檢察官幾次找我談話，強迫我放棄修煉。由於我始終沒有答應惡人的邪惡要求，他們便歇斯底里般的對我進行了更加惡毒的迫害，張家口市橋東區法院對我進行了非法開庭，當時除了我的母親和弟弟，他們沒讓任何人參加。他們對我定罪不是因為我真正的觸犯了國家的法律，而是因為我不放棄修煉，沒有滿足他們的邪惡要求。我清楚的記的他們當時只問了我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認為李洪志是一個甚麼樣的人？我回答他們：「我師父，是一個教人做好人的人。」第二個問題是：你回去後還煉不煉法輪功？我回答：「煉」。所謂的「庭審」很快就結束了。惡黨法院以「利用×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為藉口，對我非法判刑四年。我因不服判決，按照法律程序上訴到張家口市中級法院。不久，中級法院下了終審判決，該判決書中明確寫著駁回橋東法院的一審判決，說該一審判決「適用法律不當」，但四年的刑期沒變。

從這裏不難看出，中共邪黨公然踐踏《憲法》及相關法律。在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對每個不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判幾年，不是由所謂法院說了算，而是由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邪惡機構「六一零」決定的。中共邪黨在對我無端迫害了同時，大搞連坐政策，我單位領導與同事因此也受到了株連。單位當年獎金停發，按規定該晉升的一級工資不給晉升，取消評選先進單位資格，等等等等。惡黨通過這種卑鄙的手段，迫害法輪功的同時，迫害所有的中國人，並製造人們的仇恨。

最後，我要正告那些還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打手們：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拿大法與大法弟子的慈悲開玩笑，請記住：善惡必報是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