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是後來才變壞的嗎？

中共掌權半個多世紀以來，政治運動不斷，迫使人民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鬥得國家元氣大傷，百姓痛苦不堪。文革後，中共迫不得已搞起了改革開放，雖然經濟發展了，但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僚卻乘機化公為私，中飽私囊，貪污腐化，整個社會被搞得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因此，提起今天的共產黨，大陸民眾罕有說好話的，大多數人都罵不絕口。然而，一旦話題轉到從前，就會有不少人開始感嘆，“今天的共產黨早已不是從前的共產黨了”。言下之意，早年的共產黨是好的，只是後來特別是當政後才變壞了，這種看法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據筆者接觸和觀察，之所以會有不少人這樣想，追根溯源，是因為長期以來他們一直生活在信息封鎖的封閉環境中，受“黨文化”的欺騙太深，對中共的起家史和本質缺乏起碼的了解所致。

其實，中共建黨後一直打著救國救民的幌子，以暴力和謊言為武器，不遺餘力的破壞與顛覆一切現存的社會秩序和傳統的價值觀念，千方百計奪取國家權力，其所到之處無不伴隨著破壞、屠殺、戰亂、欺騙、獨裁和恐懼，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窮無盡的苦難。

根據一些歷史學家的研究，從建黨到奪取政權，中共主要做了如下幾件大事。

一、背信棄義對國民黨實行附體挖心，想方設法破壞北伐和國民革命。

中共建黨之初，俄共便指使它加入國民黨，“借國民黨的軀殼，以發展自身的組織”。為了取得孫中山先生的信任，蘇俄派代表與孫聯合發表宣言，稱“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中共則公開聲明“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但中共黨員在加入國民黨後，既不遵從孫中山一開始就提出的“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的原則，也不信守自己“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諾言，一方面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界限，在國民黨內部不斷製造左派和右派之分，煽動左派反對右派，並竭力從內部控制國民黨，另一方面則在國民黨中積極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中共黨員，其背信棄義的流氓面目可謂昭然若揭。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各派軍閥連年混戰的境地。打垮軍閥武力，推倒軍閥政府，結束軍閥復辟混戰的局面，統一中華民國，不但是捍衛和推進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的需要，也是全國民眾的共同心願。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由國民黨廣東革命政府發動和領導的北伐終於拉開帷幕。不足十月，國民革命軍便打到了長江南岸，解放了南半個中國。但中共受蘇俄之命，為避免國民黨勢力的壯大，把國民黨拖死在廣東，以便達到肆意竊奪中國的目的。開始則反對北伐，當反對不成時便利用之，利用不成時又破壞之。北伐期間，當國民革命軍在前線征戰軍閥時，中共卻在後方移植俄式革命，煽動農民鬥爭北伐軍官的家屬，嚴重影響了北伐的順利進行。連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當時在致共產國際的電文中也承認，“當時北伐軍官家屬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與懲罰，米的運輸受阻，向商人勒捐，農民搶米糧，吃大戶，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數金錢均被農民沒收與瓜分。”早期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曾指責“農民運動居然侵犯到了革命軍官的田產。”最後，當破壞不成時，中共則乾脆徹底背叛了北伐。

二、是假“土地革命”之名，在農村製造階級仇恨，挑起階級鬥爭，煽動暴民造反。

幾千年來，中國農村的土地所有和租用關係從來就不是絕對對立的關係，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關係。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地主士紳與農民之間雖有矛盾，有時甚至比較尖銳，但更有彼此依賴、和睦共處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謂你死我活的仇恨與鬥爭。但中共卻將地主與農民的這種關係歪曲為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的關係，別有用心地抹黑農村鄉紳的形像，煽動農民殺地主富農，殺地主富農家人，殺地主富農家族，人為地製造和挑起鄉村貧富階層之間的極端仇殺。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中共常用的方法是，唆使鄉村裏的痞子無賴打頭陣，捆綁地主士紳，衝進他們家裏打砸搶抄，殺豬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為。眼見有利可圖，場面熱鬧，許多貧苦農民於是也開始跟著起哄鬧事。就這樣，鬥爭地主士紳的聲勢越來越大，捲入的人也越來越多。正如有的學者所分析的那樣，“在鄉村的共同體的傳統作用下，這種暴力的場面會造成一種你必須置身於其間，否則連命也不保的局面，這就是脅迫。於是參加的人就越來越多，被衝擊的人也就越來越多。”

暴民運動的大規模興起，導致了原有社會架構的崩潰，暴力橫行，到處是一片混亂，整個鄉村陷入了血腥的紅色恐怖之中。與此同時，鄉村中的地主士紳也不得不被迫起來反抗，以暴抗暴，以惡還惡。於是，紅色恐怖和紅色恐怖輪番交替，把昔日平靜自足的農村一下變成了刀光劍影血肉橫飛的人間地獄。在不斷上演的循環仇殺中，失去生命的不僅是成千上萬的地主士紳，人數更多的是大量無辜的農民。

三、積極充當蘇俄侵華的政治工具，消極抗日、積極反蔣，借抗戰擴充自己的地盤和實力。

中共一向稱自己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偉大的愛國者，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最高典範，但事實恰恰相反。

出現於1921年的中共並非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而是在俄共和共產國際的一手操縱下成立的。其建黨之初，它的黨章黨綱是由共產國際制定的，它的活動經費也是共產國際提供的，當時的中共其實就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中國支部，稱得上是地地道道的俄共“兒子黨”。這種與生俱來的出生“胎記”，註定了中共不可避免要充當蘇俄侵華的政治工具，為蘇俄的在華利益服務。

早在1921年的“一大”宣言裏，中共就赤裸裸地宣稱：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從中國分離出去；可以加入現在世界上的某個“民主聯邦”。這裏所謂的某個“民主聯邦”，它沒好意思說出口，其實就是中共的主子蘇聯。

為了蘇俄的利益，中共甚至將民族利益置之腦後。比如當1924年7月，蘇俄煽動外蒙獨立，國民黨公開指責蘇俄時，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卻沒有一人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

1929年7月，當中華民國為維護國家主權而遭遇蘇俄大規模侵略時，中共竟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無視民族，背叛祖國，不僅公開決策“武裝保衛蘇聯”，而且在全國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武裝叛亂高潮，與蘇俄侵略者“裏應外合”。

日軍侵華是中華民族上世紀面臨的最大一次民族危機，也可以說是檢驗一個中國政黨究竟是不是真愛國的試金石。

如果中共真的愛國，那麼，當日軍大舉入侵中國的時候，它理應將民族利益置於黨派利益之上，與國民黨一同齊心協力抗擊外敵，但中共的所為恰恰相反。雖然它嘴巴上把抗日的口號喊得比誰都響，實際上卻處處奉行消極抗日、積極反蔣的策略，借日本人入侵，國民政府無暇他顧之機，千方百計擴大自己的地盤與實力，為日後與國民黨爭奪天下做準備。結果，八年抗戰中，積極抗戰的國民黨政權被極大地削弱，中共則乘機佔領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一百三十萬人的大軍。難怪毛澤東生前多次說過，我們（中共）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民黨）共（產黨）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

為了換取蘇聯在外交和軍事上對自己的全面支持，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後與蘇聯簽訂《哈爾濱協定》和《莫斯科協定》，不惜出賣祖國權益和東北資源。具體內容包括：承諾蘇聯對東北陸路、空中交通的特權；對蘇提供國民黨政府和美軍行動情報；以東北物產、棉花、大豆、戰略物資供應蘇聯，換取精良武器；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礦產的權利；有權在東北和新疆駐軍；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在中國。如果歐洲爆發戰爭，中共應派遠征軍10萬，勞工2百萬支援蘇聯。除此之外，中共還承諾將遼寧、安東省的特別區域在適當時併入朝鮮。”

四、建立地方割據政權，對百姓施行專制統治。

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專制獨裁國家，百姓毫無人權，備受欺凌蹂躪，對此，絕大多數人今天都不會有異議。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不知道，其實早在1949年前，中共就已經反復進行過專制獨裁的實驗了，只不過不是全國性的政權，而是中共在其“根據地”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割據政權。其中最典型的早期例子就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成立的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這個國中之國是個典型的斯大林模式的集權社會。按中共的旨意，這裏的人們從小就被組織起來，六歲參加兒童團，十五歲參加少先隊，青壯年參加赤衛軍。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紅軍，或征去做勞工。共產黨統治三年下來，鄉村裏十幾歲到五十歲的男人所剩無幾。

在這裏，老百姓是金錢、糧食、勞役、士兵的源泉。為了打仗，為了維持政權，中共用各種名目榨取農民。其中之一是逼著農民買“革命戰爭公債”。為此政府“號召”婦女剪頭髮，把頭上的銀髮簪“獻”出來，終身積累的首飾銀器也一步步被拿走。買了公債後是“退還公債運動”，把所購的公債無條件退還給政府。糧食也是一樣。雖說農民分了田，不必繳租，但得交公糧，還得“借”糧給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澤東發布訓令，要農民“自己節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給紅軍”。但“借”出的從來沒還過。

這裏的每個村子都二十四小時放哨，離開村子都要有路條。對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辦法是加強恐怖。在最極端的時候，日常往來都可能招致橫禍。老人們回憶：有的縣“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甚麼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殺頭”。

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份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五十多萬，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七十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七十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毛澤東死後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包括戰死的和肅反被殺的。

所謂“革命聖地”延安更是開了中共1949年後大大小小政治運動的先河。在整風運動中，中共以整肅小資產階級毒素的名義，對以文明、獨立、自由、容忍、尊嚴等為主要內容的人類基本價值進行了一場大清洗。在政治高壓下，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中，不但不敢為真理及為被誹謗中傷的朋友辯護，甚至不惜出賣他人，以保住自己的性命。而一批堅持獨立思考，大膽發表意見的知識份子，要麼遭到整肅，要麼為此失去了生命。

五是抗戰後迫不及待地發動內戰，不惜讓成千上萬的農民充當戰爭炮灰，使得已經啟動的民主建國和平進程毀於一旦。

抗戰結束後，中華民族終於迎來了和平的曙光，人民期盼著能早日把中國建設一個民主繁榮的新國家，但沒想到一場延續三年的內戰竟又接踵而之。從那時起到今天，中共一直謊稱這場內戰是國民黨挑起的，但事實上挑起這場內戰的禍首不是國民黨，而恰恰是中共自己！

照理講，日本投降後，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戰勝國，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一個領導人民堅持了八年全面抗戰，並獲得了最終勝利的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其對敵受降的權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揮對敵受降的權力，亦同樣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然而，中共及其“養在深山、長在敵後”的百萬軍隊，卻將“對日受降”視作他們走出深山、席捲敵後、直至奪取全國政權的“非常歷史機遇”，抗戰一結束就如猛虎出山般地開始了對受降權的瘋狂爭奪。同時，又因爭奪受降權而開始了它的“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中共除於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強行對日受降以外，還曾對三萬拒絕向中共投降的日軍實行進攻、包圍和繳械，對日寇打了一場八年來從來沒有打過的“大戰和運動仗”，獲得了八年抗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抗日戰果”。同時，華北綏遠的集寧、清水二縣為政府軍受降不過五日，即被8月12日自河北、山西一帶急行軍而來的三萬中共軍隊所攻陷。9月11日，抗日名將馬佔山的東北挺進軍由綏遠進至察哈爾受降時，竟被中共軍隊圍殲三千餘人。10月17日，中共又開始調動軍隊，對歸綏的傅作義部展開包圍……。

在接下來的三年內戰中，中共使用的是以人肉做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蠻、最不人道的人海戰術。中原野戰軍圍住黃維兵團時，鄧小平給毛澤東打電報，拍胸脯一天就拿下黃兵團，誰知碰上了國軍的火燄噴射器，仗打得不理想。不過火燄噴射器難不倒共產黨的軍隊，反正有的是人。鄧小平命令部隊不斷頂著火燄噴射器硬往上壓，倒下一批再上一批，一定要壓上去。結果，因為消耗太多，黃兵團最後沒有汽油了，火燄噴射器打不響了，中共部隊終於衝上去了。就這樣，以成百上千年輕戰士的慘死為代價，中共的中原野戰軍方才取得了勝利。打濟南時，宋時輪、許世友也是不斷地把部隊往國軍的槍口上壓，以至河溝裏到處填滿了屍體。事隔半個多世紀我們再來回顧當年的那場內戰，中共雖然靠“人海戰術”贏得了勝利，但這個勝利分明是建立在成千上萬來自農村的年輕戰士的屍骨上的。說穿了，在中共眼裏，他們的生命並不值錢，充其量不過是自己奪得江山的工具而已。

結果，由中共挑起的三年內戰，不但葬送了中國來之不易的和平民主希望，更將大陸拖進了專制復辟的苦難深淵。

可見，從當政前幾十年的所作所為來看，中共從投胎到人間的那天起就是邪惡的，它的起家史完全是一部踐踏天理人道的血淋淋的恐怖史，那時的共產黨人就是一群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地地道道的現代土匪，而活躍在那個年代的中共首腦們，幾乎個個都是冷酷嗜血的殺人狂和巧舌如簧的說謊專家。

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中共跟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一樣，都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狼腹裏降生的，都是喝著它的狼奶長大的。作為徹底的無神論，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特點就是反宇宙、反自然、反人性，唯我獨尊，目空一切，無法無天，試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改造世界。正因為如此，它敵視人類所有的普世價值，宣揚與傳統的一切徹底決裂，主張通過階級鬥爭，用暴力手段顛覆現存的社會秩序，建立一黨壟斷權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而為了實現這個的目的，則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手段再暴烈、再殘忍、再無情、再卑鄙都無所謂。

所以，共產黨根本不是後來才變壞，而是一直都很壞，打出世後它的邪惡本性就一直沒變過。共產黨當政後的種種暴政暴行其實不過是它之前的種種暴行暴政的延續和演繹。如果說有甚麼變化，那只能說是今天的共產黨比以前的共產黨變得更壞更邪惡更無可救要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