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27日我被邪惡綁架；12月30日被非法關押在齊市第二看守所；2002年4月10日被非法判刑5年，上訴被非法駁回，維持原判。

一日，齊市第二看守所給我們照相。因我們不配合，因而大法學員楊豔秋、王淑芳、張淑哲、劉永娟和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警察呂征把我們五人叫了出去，見大廳裏有好多男警察還拿著照相機。他們把寫著我的名字的牌子給我，我將牌子扔在地上，他們氣急敗壞的蜂擁而上，棍棒、拳腳齊上，劈頭蓋臉的猛打。這時又聽到其餘四位大法學員高喊“不許打人”“法輪大法好”。

2002年9月19日，第二看守所將我們送往哈爾濱監獄。從早上天未亮出發下午1點多到達哈爾濱監獄。沒讓我們吃午飯就把我們分別帶到各辦公室進行所謂的轉化：採用罰蹲、背銬、電棍、拳打腳踢等手段毒打我。我一邊向他們講著真相一邊勸善，他們手中的電棍不停的觸在我身上，閃著電光。

過一會兒，他們又將我們送入小號。第二天他們又把我們分別叫出去，用同樣的惡劣方式對我們所謂的轉化，還是未得逞，送回小號。第三天讓我們喊“報告” 背“監規”，我不從而被四、五個惡警按倒在地暴打，我心想我是大法學員“信仰無罪”，死也不會聽從你們的安排。後來又把我送入小號。就這樣在小號迫害26天後又將我們送到三樓中廳。

當時的610辦公室惡人讓我們坐在水泥地上，戴背銬，上廁所也不打開銬子；又播放誣陷大法的邪惡錄像。當時的北方夜裏非常寒冷，可是晚上我們就戴著背銬睡在水泥地上。第二天我們絕食抗議這種迫害，惡人們便將我們送到集訓隊。在集訓隊每位法輪功學員由兩個刑事犯看管，走一步跟一步，不讓我們說話，很快又把我們分到大中隊。

到了大中隊，法輪功學員由四個犯人看管，實施株連手段，只要法輪功學員“有事”，就扣犯人的分，在我們和犯人之間製造矛盾。大法學員因為相互講話而被犯人毒打。一次，我和嫩江縣大法學員陳偉君（已被迫害致死）傳經文，惡警將我倆叫去，一人打一耳光，還揚言扣犯人的分。

2003年11月，我與被非法關押在七監區的大法學員一同否定點名，而被拉到室外冷凍6-7天。中午不讓吃飯，從早上站到警察下班，有的被凍的昏了過去。到晚上點名時，把不報名的大法學員往下按，強迫蹲下，不蹲就打。隨後，我們開始不戴名籤。因而我們12名大法學員被關入七監區水房、便衣庫遭受體罰。水房地面都是水，白天只許站著，晚上躺在水上，當時我的左腳及小腿腫的厲害，有時昏了過去。

2004年正月十五前幾天，我們五位大法學員在便衣庫學法，被監獄長在監控室發現，當即闖了進來，把我、孫玉芝、李冬雷押入小號，24小時地環背銬，一天只兩頓稀粥。19天後我被送回監區。另兩位在小號被迫害一個月才回監區。

2004年4月，因不戴名籤我們8位大法學員被上大掛，我的腿被吊的不能站、不能蹲，雙手被銬在床的梯子上，心裏噁心，一會兒就虛脫了，等醒過來，全身都被汗水濕透了，有的被吊掛四、五天，後來我們被送到車間由專人看管。

2004年7月，惡人對絕食、不點名、不戴名籤、不穿囚服的30名左右大法學員進行殘酷的迫害。我被雙手反銬、腳尖著地、吊掛，雙手疼痛的已麻木，這時一犯人說：不好，快點把她放下來。我的手臂已被銬子卡入肉裏，鮮血直流，她們把我抱起才能把銬子拿掉，我被平放在地上。當時我已經四天沒吃飯了，她們又開始灌食，兩次插管都未插進去，而且返出血液和粘狀物質兩大灘，滿身都是。她們又採取靜脈注射，出現發燒症狀，又出去拍片送到病號監區繼續迫害。在病號監區我瘦的皮包骨，整日躺在床上。

2006年10月，監獄將我送到醫院檢查，確診為肺結核，我才被“保外就醫”送回家中。後來得知，我被非法關押期間，五年來，我的家人為了我少遭罪而被監獄勒索錢財。可是最終，我沒少遭受殘酷的迫害；同時我的家人、家庭又遭受中共惡警在精神和經濟上的雙重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