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一日】(接前文) 有些人之所以對中共至今仍抱有幻想,是因為在他們看來,毛時代的共產黨固然不好,但文革後它已經吸取教訓,改正了不少以前的錯誤,在一點一點的變好。那麼,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 不錯,文革後共產黨確實吸取了許多教訓,改正了不少以前所犯的錯誤。比如,它平反了大量歷史上的冤假錯案;放棄了毛澤東搞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那一套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打開了關閉許久的國門,從國外引進了大量的外國資本和現代科技;放鬆了對經濟的控制,實行了市場體制;在一定範圍內允許生活方式自由化;甚至向資本家敞開了共產黨的大門——這些固然都是事實,但有兩點大家千萬不要忘了:第一,共產黨所做的這一切都是被迫的;第二,它的邪惡本質沒有任何改變。 首先,文革後共產黨的所謂“革新”,完全是在它的統治已經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無法再按以前的方式繼續維持下去的情況下實行的,是十足的不得已而為之。 眾所周知,從一九四九年掌權到文革結束這近三十年間,中共推行的是毛澤東提出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冤假錯案層出不窮。另一方面,為了爭奪共產主義陣營和全球的霸權,中共在經濟上走的是一條軍事工業化的道路,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國家的財力主要都集中在軍事工業上,花在民生方面的錢卻很少。因此,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不但國民的人權橫遭踐踏,而且整個國家經濟落後,百姓貧窮,民怨日增。換句話說,當整個世界在進步的時候,中國卻在停滯,甚至是倒退。特別是毛澤東晚年搞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中國推進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災難之中,同時也使中共自身的統治陷入了空前的危機,廣大民眾對共產黨的不滿和懷疑越來越嚴重,再不棄舊圖新,共產黨就會被大陸百姓所拋棄。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才有了文革後的“糾左”和改革開放。這跟當年清王朝為了挽救自身的滅亡不得不實行改良是完全一樣的。 其實,在歷史上中共早已有過多次這樣的自救,每次都是發生在它的生存遭遇到危機之時。比如,長征敗逃到延安後的共產黨,只剩下幾萬人馬,面臨著被國民黨剿滅的命運。為了擺脫危局,中共只好暫時改變通過武裝叛亂顛覆國民黨的政策,借西安事變之機,開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六十年代初,因為大躍進等引發的大飢荒,大陸經濟遇到了嚴重的困難,矛盾重重,中共不得不對以往的經濟政策進行調整。歷史表明,如果沒有生存危機的逼迫,共產黨是決不會主動進行自我革新的。而這種被迫的革新當然不可能是發自內心的,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 更重要的還在於,不管共產黨怎麼變,但它獨斷專行、與民為敵的邪惡本性是永遠都不會改變的。儘管文革後中共對自己的政策做了較大幅度的調整,但這種變化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改良而已,共產黨並沒有真的棄惡從善。打著改革開放的幌子,它依舊像過去一樣在為所欲為的幹著種種禍國殃民的勾當,暴力和謊言仍然是它統治人民的兩樣凶器。別看共產黨平日裏動不動就愛上演親民秀,一旦感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立刻就會兇相畢露,毫不手軟的揮舞起藏在背後的屠刀,向自己眼中的對手砍去。無論是當年對六四愛國民主運動的野蠻鎮壓,還是後來對法輪功信仰群體的殘酷迫害,無一不充份表明了這一點。 曾幾何時,毛澤東死後,人們寄希望於鄧小平,等來的卻是對“六四”的血腥鎮壓;鄧小平死後,人們又寄希望於江澤民,等來的卻是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群體的殘酷迫害;江澤民下台後,人們接著寄希望於胡溫新政,可胡溫新政已經實行好多年了,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的悲劇與黑幕卻依舊在延續。正如一位詩人曾經寫到的:“東方依舊是古老的故事/人民默默地生/默默地死”。 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這種不斷重複的經歷難道還不足以使我們警醒嗎?!如果說毛之後的共產黨與毛時代的共產黨有甚麼變化,那最大的變化就在於,今天的共產黨比以前變的更善於偽裝,因而也更富於欺騙性了。 歷史一再告訴我們,以為共產黨有一天真的會棄惡從善,實行民主自由,純屬一廂情願,白日做夢。共產黨從來就沒有也不會有真心反思自我、清算自身罪行的勇氣,更不會改變獨斷專行、與民為敵的本性。即便有一天它舊戲重演,給“六四”平反,給“法輪功”平反,那也不過是在走投無路時為了苟延殘喘所耍的花招而已,目地都是為了繼續騙取人民的信任,好讓它的獨裁統治維持下去。 中華民族要想真正獲得新生,唯有一個選擇,那就是拋棄對共產黨的幻想,徹底解體中共!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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