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當天下午召開審前會議，以決定審理日期和證人。對於9人的所謂「非法集會」案，主控官要求7月31日星期一就開始審理。他的理由是這個案件很簡單，就是看一看是否有准證。據被告法輪功學員說，前幾次開庭時主控官也是一直努力爭取將案件提前，如7月20日發生的3人所謂「蓄意騷擾」案，7月21日首次開庭時，主控官就提出要求下午開始審理。由於辯方需要時間準備，法官准予延期一週至28日。

在經過一輪協商後，法官最後決定9人的所謂「非法集會」案將於8月14日至18日開庭審理，3人的所謂「蓄意騷擾」案的審訊時間定於8月28日至9月1日。其中3人案將由律師辯護，9人案全部被告必須自己辯護。

本來上庭前全部11名被告中的10名已決定由律師辯護，學員為兩起案件聘請的是同一名律師。後來由於上庭時間安排的太緊，律師短期內無法同時為兩起案件的10名被告準備，只得放棄9人案以便能專注於3人案。

對被迫放棄辯護律師，須由自己辯護，被告學員普遍感到存在困難。9人案被告之一的沈健表示很遺憾，說「這是違背我們意願的。」

隨後9人案之一的王宇一要求控方提交證人名單和呈堂證物清單。法官說當天攝製的錄像帶將是唯一的呈堂證據。證人方面，控方目前只安排了兩名，其一是當天攝製錄像的警員，其二是東陵警署負責這起事件的調查官。

在回答王宇一問題後，法官也問辯方是否準備傳召其他證人。這時黃才華首先提出需要傳召一些現場警員為她當天的行為作證。王宇一則提出包括李光耀在內的8位證人為她作證，此言一出，馬上引起全場的騷動。法官對此提出疑義，王宇一也做出解釋，以下是當場的一段對話：

王宇一：我需要傳召涉及此案的主要人員出庭供證。
法官：你可以將名單提供上來。

王宇一：我事先沒有準備，我現在一一說出來，請您做好記錄，
法官：可以。

王宇一：我要傳召的第一位證人是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第二位是副總理兼內政部長黃根成；第三位是警察部隊行動局副局長楊愛龍（Raymond Yeo）；第四第五是東陵警署正副署長；第六位是東陵警署調查官Deep Singh；第七位是剛剛走進來的東陵警署調查官Eddi Ho，他也是負責此案的調查人員；第八位是10月23日當天在現場讓我收起橫幅的警員，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曾對我說「我不要沒收你的橫幅，你只要收起來就沒事的。」

法官：你提出的證人必須是對你自己有利的人，不是來被你盤問的人。
王宇一：我明白。這些證人都是訓練有素的，懂得法庭供證的意義和要求。我不需要他們有意說對我有利或不利的，只要他們說出事實。在這起案件中，只要證人說出事實，只要法庭能公正的審理，只要法官能公正的判決，大家最後就會看到這個案子是根本不成立的。

之後在接受採訪中，記者問王宇一，「這個案件涉及的問題是有無准證，你提出的證人與此案有關嗎？」

王宇一說：「我們本來就是沿街發發資料，這種事情在新加坡多的是，根本就不存在有無准證的問題。多年來常聽警察和政府部門官員說他們是出於不得已，但要按最上面要求辦事這樣的話，因此我們認為新加坡高層李光耀黃根成等有很強的涉案嫌疑。法庭審訊的目的就是要把案情搞清楚，缺乏主要的證人就做不到這一點。我們注意到控方有意迴避傳召證人，希望草草結案。我認為這種想法不好，刑事案對證人證據是看的很嚴肅的，法庭傳召必要的證人是公平審訊的前提。」

記者問王宇一是否認為李光耀會按要求出庭，王宇一說，「這是他應該履行的公民義務。我們這麼多被告都知道是被無理起訴，但作為一個公民，我們履行自己的義務。因為無法應付頻繁的上庭，我們中的幾位已失去工作。但同時作為被告，傳召需要的證人，也是我們的權利。我們這麼多人都能做到，為甚麼他們做不到？當然考慮到他們中有些人年事已高，公務繁忙，這點我們會在時間上給予配合，為他們的出庭提供方便。」

王宇一最後說，「99年以來我們給他發了無數的信，希望他明白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相後能夠做好，至少做的稍微像樣一點點。他從未正面回答，只是一次次的將學員送上法庭。既然他相信法庭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途徑，那我們大家就一起走一趟，當面把話說清楚。也許他有自己的為難之處，也許他認為做的很有道理，也許他想證明自己並沒有插手，那就請在庭上為自己澄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