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與那位男同修是偶然碰面，另外兩位同修是夫妻，而卻硬是以聚會為名，把我和那位男同修加上女同修的丈夫強行帶到友誼路派出所。將我們三人分別看管。在房間裏我清晰的聽到隔壁傳出銧銧的打人聲，聲嘶力竭的叫罵聲。當我再次見到兩位同修，一位手被反銬著，帶去抄家。另一位則被踢打的滿身泥土，臉上留下被皮鞋踩過的腳印。不是身臨其境，真的難以想像這些警察邪惡的程度。

我們從晚上7點多一直被折騰到下半夜2點，在我們拒絕簽字，不履行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被送到佳木斯看守所非法關押，後經一位同修全力營救，被綁架了6天的我才得以脫離魔窟。

回家後，包片民警鐘強不斷的騷擾使我被迫流離失所。友誼路派出所多次派人到我家強迫我母親說出我的去向，都被我母親嚴詞拒絕。一計不成，又生二計，他們又找到我妹妹家，連日半夜三更蹲坑，企圖再次抓捕我進行迫害。他們把我家的電話送到市安全局實施監控。一次家人給單位領導打電話，問需要複印幾份材料，安全局誤以為我要印大法資料，荒唐的追蹤到某區政府，弄的區政府有關領導啼笑皆非。家人一氣之下扯斷了電話線。

2002年12月我去發真相資料，被三個不明真相的農民綁架到郊區長青派出所。郊區公安分局李萬義等人強迫我放棄法輪大法。強迫我出賣同修，被我全盤拒絕。李萬義氣的大喊：「你看著，我一定要因為你進來兩個到三個人，我叫你七年打底」（判刑）。最後他們覺的在我身上得不到他們所需要的任何東西，就把我送到佳市看守所。在看守所被迫害了一個月零三天，又被無辜勞教三年。我和同行的另外9名同修到勞教所的第一天，站在走廊被女警察張曉丹破口大罵，罵夠了讓我們脫的一絲不掛進行搜身。發現誰有經文上去就是一頓毒打。然後強制我們轉化、寫五書、與法輪功決裂。我不寫、不轉化、不決裂。就給我用刑。張曉丹、劉亞東用大背銬把我銬在鐵床沿上，不知道是肌肉，還是筋被活生生的拉長，使本不能銬在一起的雙腕緊緊的銬在了一起，疼的生不如死。在以後的迫害中，因為我不放棄大法，不寫五書，撕毀誹謗我師父的標語，又被中隊長洪偉以及男惡警王鐵軍等大背銬兩次，同時用高壓電棍電，拳打腳踢，拽頭髮等等。酷刑大背銬致使我的右臂拉傷一年多才恢復正常，而我的左臂傷的特別重，晚間疼的不能睡覺不能翻身，全靠旁邊的同修幫忙。

在我手腫痛，手腕手背血跡斑斑的情況下還要被強迫勞動，就因為我說：我的手傷的很重能不能少幹點活，被隊長蔣佳男一頓辱罵。

2003年我們被體罰坐小板凳長達半年，而且這種折磨迫害以後又有過多次。我們吃的是牙磣的黑饅頭，很長一段時間以後饅頭才逐漸好一些。一日三餐白水煮，少許白菜、蘿蔔湯，沒有一滴油。每當檢查團來檢查工作時，食堂就給做一頓大米粥，做點菜。檢查團一走又恢復原樣。這足以說明勞教所在玩弄手段剋扣伙食費。

在我們身體嚴重不支的情況下，還要被奴役超體力勞動，完不成任務加班加點。

我們不僅肉體上承受迫害，精神上也不能倖免，幾天搜一次身，發現經文輕則打罵，重則加刑期。從車間回到宿舍經常是眼前一片狼藉。衣物生活用品到處都是分明是被洗劫過了，名義上是安全檢查，實質是在搜查經文，欲加迫害。還有更不可思議的是每次家屬接見我們，必須讓家屬罵人，罵我們師父、罵大法。不罵不許接見。如果說勞教所是教人做好人的地方，那麼強迫他人意識，教人學罵人這是甚麼行為？站在我們修煉者的角度看是在促使人對大法犯罪，是在害眾生，由此可見，勞教所這一行為真是邪惡至極。

在勞教所沒有道理可講，打罵如同家常便飯，司空見慣。就連解教也要被強行簽甚麼所謂的幫教協議，叫你承認主動轉化等等，違背事實的謊言。不簽警察拽著你的手強簽或他們代簽。再不行就拳打腳踢，大法弟子孫雪蓮不願違心簽字被幾個男警察打的兩腿黑紫疼痛不已。

我在勞教所被迫害的三年中，我的親人為我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和經濟上的損失。我的母親因牽掛我導致成病，幾次去醫院搶救。

而我所遭受的一切迫害，就是因為我要按照「真、善、忍」做個好人。聽起來都可笑。然而這卻是鐵的事實。

其實我們的世界是好人越多越好，哪有怕好人多的道理呢？可是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就發生了如此「鬧劇」，專門迫害好人，真是千古絕事！

不管怎麼樣，我們大法弟子慈悲為懷，還是希望那些曾經迫害過大法弟子的警察們能夠立即回頭，停止迫害，為自己、為家人的生命負責，善待大法弟子，積一點功德，給自己留一線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