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明慧網記者採訪了當年參加這次行動的荊天女士，了解到當時的一些情況。

記者：荊天女士，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輪功以後，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紛紛到北京上訪。開始他們主要是去位於府右街的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反映情況。後來許多法輪功學員又到天安門廣場打橫幅，喊「法輪大法好」。他們為甚麼要這樣做？作為當事人，能否談談當時的情況？

荊天：720以後，去北京上訪的學員，很少人能進入信訪辦反映情況，中共邪黨在信訪辦附近布置了大量警察和便衣，一旦確定是法輪功學員，立即帶走。1999年10月18日我母親陳軍，妹妹荊採和一部份法輪功學員在信訪辦被抓。在這期間，由於上訪人太多，信訪辦一度把牌子摘掉了。上訪無門，全國各地的學員都在思考，怎樣能更有效的表達我們的心願。當時不少人在討論是否可以到天安門請願。我們一部份瀋陽的學員，與北京大學張令翊博士交流後，決定一起去天安門廣場打橫幅。

記者：當時大家是怎麼想的？主要考慮哪些因素？

我和張令翊在九月份曾經見過一面，交流後感覺想法比較接近。那時交流的主題是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做。當時有幾位清華大學的同修想到天安門打橫幅請願，但是又覺的不妥，因為師父講過我們沒有標語沒有口號。

我們在北京郊區租的一個四合院，住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大法弟子60多人。天天在這裏集體煉功學法，據說北京周邊住了不止成千上萬各地大法弟子。面對中共的暴力截訪，大家有些迷茫，好像在等待著甚麼。在一次討論中，我說我們大法蒙難，同修被迫害，師父被非法通緝，我們不能再等待了，應該站出來證實法，去天安門說句公道話。有的學員說我們應該堅持實修不動，現在有人說你不好聽的話，你可能還動心呢，你的心不純淨，能證實嗎？正僵持不下時，張令翊來了，他用一個通俗易懂的例子來形容我們的辯論，他說，小雞該出殼時不讓它出來，它會憋死在裏面；不成熟時讓它出來它也會死，所以誰悟到了誰就做，不必爭論。

聽完他的話大家都不爭論了。他接著說：「昨天荊天走後，我找了一個地方思考到下半夜一點多，我想明白了，我要走上天安門廣場打橫幅請願，這是法律允許的權利，而且我聽說信訪辦的牌子已被政府摘掉了，我們上訪無門只好這樣做，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我們這也不是標語也不是口號，這只是個標誌，表明我們是甚麼人來幹甚麼。」

我很高興的馬上接著說我來配合你做，他表示同意。瀋陽的其他十幾位同修也表示願意配合。外地的其他同修沒有表示。這時瀋陽同修柳延濤打來電話，聽說我們要上天安門打橫幅，很高興的說他也要把他帶來的瀋陽同修帶上天安門配合我們一起做。可是不久他又打來電話說不去了，因為大連的同修說師父說過我們沒有標語沒有口號，說我的做法有可能是中共安排的，說也許我是中共的特務。

記者：看來當時是頂著壓力的，不光是政府的壓力，也有同修之間的誤解。你們決定後，是怎樣開始行動的？

荊天：我和張令翊上街準備東西，遇到瀋陽和平區的同修蘇麗（現被非法關押在大北監獄）和他的男朋友，他倆也要去。我們四個人走到市場在一個賣布料的地攤上停下來，我相中一塊白布，大約五米多長。買完後，張令翊又找地方要買刷子和顏料要寫字，我問他有信心寫好嗎？他說沒寫過，我說那就找打字社刻不乾膠字吧。到了一個打字社門前，張令翊就掏出筆在手上寫著甚麼。我過去一看是幾個不成句的字：「法、大、弟、……」。我問他寫的是甚麼？他說：「大法弟子和平請願」。我說：「前面加上法輪兩個字吧。」他同意了。打完「法輪大法弟子和平請願」十個字後，我付了錢，我們四個人一起回到出租房。我和瀋陽的大法弟子們很高興的跪在地上，把紅色的不乾膠字整齊的粘在白布上。我們當時並不明確這就是我們史前的誓約，只是為了我們知道應該怎樣做了而且選擇了這條路而高興，而幸福，這也許是從宇宙中產生我這個生命以來從始至終我所經歷的最幸福的事吧。我不知道張令翊現在在哪裏，非常希望和他一起回憶這段往事。

第二天1999年10月25日吃過早飯，我們準備出發，我和張令翊、瀋陽的董廷元和其他兩位同修最後走，我們默默的整理著行裝。由於當時對法認識不高，我們做好了被抓的準備，我準備了兩套換洗內衣，換上了一套運動服，我只拎著一個裝著請願橫幅的紙袋，裏面還裝著一本《轉法輪》。其餘的東西都扔在出租房。董廷元燒了電話本。張令翊說北京今天有一個重要的學術會議在等他，由他主講，但他不能到場。

我們坐上了一輛公交車直達前門，下車後穿過地下通道時，我看到四、五名警察坐在一張桌前，我不知道由於我身邊有一個叫吳名（化名）的特務，他們早已知道我們要打橫幅（這個事情是在2002年3月我最後一次被非法抓捕時瀋陽市公安局一處的孫森說的，而且他還說我們是全國第一個打橫幅的），所以當時天安門處於暗中戒備狀態，各主要路口都是警察。我當時還走到警察跟前向他們打聽廁所在哪裏，他們指點了方向，大馬路中間是騎摩托車的警察在戒嚴阻止通車，我們從容的從他們身邊走過，沒人盤查過問。與此同時人民大會堂裏人大常委會正在開會準備表決防範和嚴厲打擊「X教」的所謂法律提案，研究著怎樣把我們定為X教，被組織來的人們在排隊參觀毛的停屍館。廣場上零散的遊客其實全是雇來的流氓打手裝扮的。

幾個農民模樣的大法弟子正在遭到盤查抓捕。同修們問我在哪裏打橫幅好，我選擇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旗桿之間，面向天安門城樓。我們抓住時機，在紀念碑前旗桿後，面向天安門迅速拉開了我們的約一米寬、五米多長的白底紅字請願橫幅，「法輪大法弟子和平請願」十個大字赫然展開。北京大法弟子張令翊和十四、五個瀋陽大法弟子（鐵西區的董廷元、瀋陽雪花啤酒廠的崔健、和平區輔導員李政、和平區的蘇麗和他的男朋友、小玉和她的母親等）每個人都伸著一隻手舉著橫幅，我站在中間舉著橫幅，彷彿一切都靜止了，彷彿宇宙都靜止了。

我們就這樣靜靜的站了約十五秒後，旗桿下的武警一邊叫喚一邊向我們竄來，企圖搶奪橫幅。他們走到不遠處突然停下，可能是頭一次遇到這樣的事，有點不知所措，他們又向後退了幾步。同時我們後面有二十多名流氓打手（警察雇佣的）向我們撲來，武警這才又向我們衝來。這些人一邊搶奪橫幅，一邊拳打腳踢。我沒有挨打，也沒有人抓我，愣在那裏，一時不知道該做甚麼。一團混亂之後，同修們被押上了警車，我一看只留下我一個人，我一想話還沒說出來，還要繼續向他們反映情況，竟然自己主動走上了警車。在車上沒有看到董廷元，他已經走脫了，回去後把我們打橫幅的事上了網。

記者：聽說你受了不少罪。能說一些後來的情況嗎？

荊天：我們先被送到天安門分局，後被押往東城看守所。在那裏兩個月後，1999年12月30日，我被送到了河北省第一勞教所（也叫唐山市開平區勞教所），開始了為期一年的勞教。這之前瀋陽市公安局曾來要接我回到瀋陽，據說馬三家已判了我三年勞教，但是北京方面沒有將我給它們，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為很多大法弟子都被送回了當地。

這其間，我經歷了地獄般的折磨，親眼看到幾位同修被害死，關押一年多後，超過原判兩個月後，在我絕食抗議的壓力下，於2000年12月24日被釋放。

記者：明慧網還報導過你們一家人被判重刑，能否介紹一下？

荊天：2001年5月14日，瀋陽市於洪區甘官福利院辦洗腦班，黃海派出所主抓迫害法輪功的副所長王兆和把我和媽媽連騙帶威脅綁架到洗腦班，當天就開始洗腦不讓睡覺。因為抄家搜出明慧網真相傳單，第二天又拉回於洪區公安分局，問我傳單是從哪來的，又說只要我肯轉化說不煉了，馬上就放我回家，不再問傳單的事了。我沒有配合他們，他們又把我轉入方家欄五所拘留準備勞教。過了幾天，他們又發現我參與了在瀋陽各勞教所和各大公園掛從網上下載的真相喇叭，又把我轉入瀋陽市看守所準備判刑。拖到2001年11月16日我絕食抵制非法關押被保外放了出來，他們只是口頭判決我十年刑期。

為防止再次被捕入獄，我開始流離失所的生活。和妹妹荊採，弟弟荊漁住在一起，做真相資料。也不敢去看望關在龍山勞教所的媽媽。直到2002年3月7日，我們再次被抓。

2002年10月25日我們被帶上背銬押送到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在法庭上他們並不讓我為自己辯護，我妹妹指出他們的審判是非法的，向他們要相關的法律條文，他們只說有卻拿不出來，最後他們強判我13年。他們也不通知我的親友旁聽，來的全是瀋陽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司法局的人及各監獄和勞教所的領導。我妹妹荊採也是被判13年。弟弟荊漁被判10年，現在還在遼寧鏵子監獄裏。

記者：只為做真相資料，就判了這麼重的刑期！那你和妹妹是怎樣出來的？

荊天：2003年10月22日我和妹妹悟到不能承認邪惡的安排，要儘快出去。我們倆開始絕食抗爭，絕食50天後，妹妹生命出現危險，經過搶救暫時脫離危險，獄方不願承擔責任，才被迫放我們回家。我本人的症狀是心臟早搏，腎衰竭。連醫院都拒收，認為沒法治療。

記者：真不容易。你和妹妹同時出獄，而弟弟卻還關在監獄。

荊天：回過頭來看看走過的路，我們深深體會到師尊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力，一切源於對師對法的堅信。希望弟弟和獄中所有還在承受巨難的同修們正念正行，堅信師尊和大法，邪惡不會長久了。

記者：你們下一步有甚麼打算？

荊天：我們出來只是想為儘早結束這場毫無意義的邪惡迫害盡我們的一份力量，我們沒有因為成功逃離中共魔掌而慶幸，因為在中國大陸，此時此刻還有成千上萬的大法弟子在獄中受煎熬，每天都有大法弟子在失去生命，在國內邪惡不讓我們發出聲音，那我們就要到國際上去發出聲音，讓全世界的民眾認清中共的邪惡，讓全世界的善良人關注中國大陸大法弟子的被迫害，希望國際社會上正義的機構，正義的人士能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