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末，中共誣陷法輪功，很多大法弟子去了北京。那時我以為一定是中央領導忙於工作，不知道我們的真實情況，我們是大法的受益者，我們有義務向政府說明情況，告訴他們我們通過學法煉功身體的變化，心靈的提高，這些對國家對政府對人民和家庭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師父沒有教我們一點不好的，我們也沒有學一點不好的。

可是政府與人民溝通的渠道─信訪局卻被各地公安局把守著，變成了抓人的地方。我們在上訪無門的情況下，大法弟子不約而同的來到天安門廣場一起背誦《論語》，希望能引起國家領導人的注意，使我們能有個說話的地方。

這時，惡警瘋狂的把三個大法弟子摁到轎車的後備廂裏；不多時，來了兩台公交車，讓煉法輪功的都上車。我想這回能有說話的地方了，一定能有領導人詢問情況了。可沒想到的是，車開出去很遠，把我們送進了監獄。就這樣，我們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的被非法關進了監獄。報了地址、姓名的很快就被當地駐京警察帶走，我們沒報姓名地址的就給編號被非法關押著。

有一天，我們隔壁的十幾名大法弟子被警察安排的刑事犯整整打了一天，連打帶罵打的很兇。第二天，我看她們屋裏一個人都沒有，後來才知道她們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第二天，我們被帶上警車，說是送我們去醫院下胃管，當時我們不知道他們為甚麼那麼害怕外邊的人看見我們，讓我們都蹲下，說是讓外邊人看見對我們不好。我們告訴他們：我們沒犯法，不怕人看。我說：「我們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家庭，如果大法不好，我們會放下這些自費上訪嗎？」他們默默的點頭，沒有吱聲。

車子開進一個院裏，正對著大門的灰色樓上大概是用鐵皮壓的紅色大字─精神病院，我們的車開到一進門右邊的灰色樓房後邊。現在想起來，他們幹這種事真是偷偷摸摸，見不得人的，因為後面上樓的地方一看就知道已經很久沒有人走了，一片荒草，從外邊上二樓的樓梯都長了很厚的鐵鏽，他們就是從這裏把大法弟子帶上樓的。

車停下後，一個警察把我叫下來，說現在告訴地址還來得及，你上樓看一看她們遭的罪。這我才知道隔壁的大法弟子是被送到這裏來了，我說：我要告訴你。警察就把我帶回來了。

當時我看到大法弟子被一幫穿白大衣的人用白床單綁在胳膊上一個連一個綁成一大堆，被他們拽著帶上了二樓。過一會兩個警察回來了，車就要起動了，我看車要開了，就急了，問他們：「怎麼開車呢？她們還沒回來呢！」他們說：「回來甚麼，她們最少要昏睡三、五天，每人要灌三堆藥，吐的床上、地上那都是，可噁心了。」

我驚愕， 一個正常人怎麼能灌精神病人才吃的藥？一個身體健康的人怎麼能讓無辜承受這樣的痛苦呢？如果不是親身經歷怎麼會相信中共會幹出這種事情呢，這不是哪個警察個人敢幹的。

我把這一嚴重迫害大法弟子的惡劣行為不斷的反映到中央各部門﹑各省人大、市人大、中央電視台，呼籲停止迫害。可是邪惡江氏和邪惡中共聽不進善言相勸。

蘇家屯事件曝光後，我一直惦念著被送到那裏的同修，如果她們一直不報地址、姓名，她們會怎樣呢？她們的家人又不知道這些人的下落，她們會在蘇家屯或其它中共的秘密集中營被迫害嗎？

我把這些寫出來，是想讓世人知道，中共真是甚麼壞事都幹的出來的。認識它的邪惡本質，使良知覺醒，共同制止邪惡，停止對大法弟子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