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本地同修還是外地同修，對北京同修的總體感覺是一盤散沙，沒有整體。在過去的一年中，與我熟識的同修有很多被綁架了，大概是我認識的人裏面的一半。對於他們的被迫害，大多數同修表現的漠不關心，無可奈何，甚至不如一個常人。

如果發正念的時候把他們的名字全都想一遍，將是一個長長的名單。我曾經也是比較麻木的，同修被綁架了？噢，發正念吧。然後呢？沒了，只是發正念，甚至不曾打過一個震懾邪惡的電話，不曾陪他們的家屬去要人，也沒有更多的去關心他們的家人，更沒有親手去貼一張揭露當地邪惡的傳單。本來我可能一直麻木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也被綁架了。

我切身體會了那個很久以前的一個基督教徒說的話：德國納粹殺社會黨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社會黨人；後來他們殺猶太人，我也沒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他們來殺我了，已經沒有人可以為我說話了。

就算發正念，也沒有過去人多勢眾了。這時我才想起來後悔，才開始反思自己的麻木，感到了無地自容。

有的人覺得自己的力量單薄，起不了太大作用。在談修煉人的心性之前，我們也可以看看常人是怎麼做的。高智晟律師從上書胡溫到現在已經半年多了，到現在，惡人也不能把他怎麼樣。因為他把對自己的迫害公布出來了，已經成了在國際上知名的人物，惡黨不敢太過份。再看看剛剛獲釋的鄭恩寵律師，日前傳喚鄭恩寵的閘北區國保威脅要對鄭恩寵拘留５天到10天，在場有很多人圍著他，逼鄭恩寵低頭。鄭恩寵不服，宣布絕食絕水，隨後於晚間得到釋放。很明顯，惡黨是怕曝光的。

最近一個時期，雖然邪惡大勢已去，卻有很多弟子被迫害，甚至是成批被綁架，從最近幾天的交流文章上，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有這種現象。這是為甚麼？個人認為，很簡單，我們自己沒做好，縱容了邪惡。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像師父鼓勵的那樣，加大力度向當地民眾揭露當地邪惡，公開站出來說話，全北京的大法弟子都站出來，全大陸的大法弟子都站出來，這場迫害還能繼續麼？當然，在這件事情上我們需要國外同修的幫助，後面詳細說。

師父說：「大法弟子在這場迫害中都被打得不吱聲了、蔫蔫的都沒了，那邪惡它怕啥？它沒有顧忌了嘛。」（《2004年紐約國際法會講法》）

常人都在幫我們，我們自己卻躲起來了。難道真的要讓一個常人來結束這場迫害，讓常人給我們平反？

師父說：「如果這場迫害叫人給結束了，大法弟子多丟臉──我們沒有證實法，沒有從迫害中樹立起威德來，我們大法弟子沒走出我們的路來。」（《在2003年美中法會上的講法》）

常人都有神在保護他，我們是師父直接在管的，我們怕甚麼？同修們，請發出你的聲音吧，不要再以任何藉口躲在家裏「精進」了。

我看到一個弟子的文章裏有一句話：家屬配合我們去公安局要人。說的太好了，是家屬配合我們，是常人的律師們配合我們，我們才是這台歷史大戲的主角！

師父說：「有一點你們必須得清楚，不是你們為維權而存在，是維權這種形式的出現在協助大法弟子證實法，（鼓掌）這個主次你們一定要分清！」（《洛杉磯市講法》）

當同修被綁架之後，我們是否真的起到了主角的作用？沒有！我們甚至對他們疏於關心，致使有些家屬承受不住壓力而自殺。這是我們的恥辱！

感謝師父，我很快闖出來了。當時，我心裏只有一念：趕快營救與我一同被綁架的同修。我首先聯繫到一個常人。本來他打算收留我，但是一聽說我還要做營救同修的事，他害怕了，把我打發走了。即使是修煉人，也有害怕的，不理解與不支持的。我感到無助。

後來，總算聯繫到了一些同修，願意一起做營救工作，但是干擾也很大，工作進展不順利。甚至連溝通都不順暢。總之，兩個多月過去了，有3名同修（王奎讚、蔣雅暉、常春昱（音玉））判2年勞教；還有一名同修（弟子B），到目前沒有任何消息。我知道她的情況，但是由於不了解她的身份是否暴露，所以也不能說出來。

我開始著急過，因為我對37天有執著（大陸的法律，一般抓人後37天內要有結果），後來認識到了，我就放下心做自己的事。但是，現在感到大家還是像以往一樣的正常上班、下班、加班、週末休息。能怪誰呢？我過去就是這樣的，可能還不如呢。

中共秘密集中營事件被曝光後，有分析說，邪黨打算在4月至7月間滅口完畢，不管邪惡是否有能力得逞，同修面臨的危險就在那裏，我們在這段時間裏做了甚麼？我們的同修有沒有蘇家屯式的危險？當面對同修的一堆白骨，人家問我們做了甚麼，我們說「我幫他們找執著了、幫他發正念了」，我們說的出口嗎？

談談在這過程中遇到的事情，然後對這些現象作一點粗淺的分析。

有的同修直接說他忙，沒時間管這個事；有的忙著找被抓同修的執著，說長論短；有的說的挺好，但是由於某些原因行動緩慢或者沒有行動；有的人嫌麻煩，實際上就是不管；有的說「外面的人能做的都做了，現在就看他們自己了」；有的人照常忙著自己的生意、工作，難得露一面；和國外同修聯繫，想對迫害的直接責任人提出訴訟，回覆說，覺得這些直接責任人不重要，司法程序很複雜，要告就告惡首江××。

首先，被迫害的同修一定是有問題，而且可能還比較嚴重。

但是，「一個修煉的人怎能無過呢？」（《精進要旨•如何輔導》）師父說：「無論這個生命好壞，在歷史上犯了多大的過錯，這些都不看了。整個宇宙都不行了，知道有錯的、不知道也有錯，還看誰好誰不好、看誰行誰不行幹甚麼呢？不看這些了，全都救度。」（《2005年曼哈頓國際法會講法》）而舊的因素搞的卻是毀滅性的檢驗。我們認同師父正法的需要還是贊同舊勢力的安排呢？這也是對我們每個修煉人的考驗啊。

有人說，知道了那個人的具體問題，發正念中才更好幫他。我覺得這並不十分必要。發正念中，我們想著清除他一切不好的思想念頭就行了。有一種觀點，有些人說出來了，另一些人雖然沒說，但我感到他們也是這麼認為的，這種觀點就是：找到問題，是營救同修的前提條件，我認為這是不對的。不管我們有甚麼問題，有法在，我們都會看自己。不能因為同修有問題，就耽誤了營救工作，營救工作不應該以找到問題為前提，否則從一定程度上還是對舊勢力的承認。

師父說：「真能這樣提高上來，你們在純淨心態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聖的。」（《精進要旨•再認識》）

找出問題可以使我們做好，我們應該看的是自己的不足，應該以「純淨心態」為出發點去找自己的問題。找別人的問題也是為了對照自己，看是否也有類似的誤區，找到了自己才能做的更好。如果執著於找別人，那是純淨自己的心態嗎？這不是向外找、向外求嗎？師父說：

「那麼是不是在這過程當中我們也變得非常執著於他的錯誤，自己心裏頭就是過不去？那麼你就變成了執著，你就變成了向外找了。你就不能夠想一想他的不對為甚麼叫你看見了？他的不對，為甚麼你的心裏頭就那麼難受？是不是其中也有你自己的不對，為甚麼把這件事情看得很大了？在方方面面遇到甚麼問題的時候都要修自己、看自己。」（《法輪佛法（在美國西部法會上講法）》）

對於被綁架的同修，我們在他們被綁架之後再去討論他們的是非對錯，個人認為這會延誤揭露邪惡、以此救度眾生和幫同修清楚迫害的時機。如果真要說也行，先把同修救回來，當面說，怎麼說都行。如果你真的知道他有問題，為甚麼不早說呢？等他被鑽了空子，再來放馬後炮？被非法抓去的同修的那個錯誤，只是舊勢力鑽空子的藉口，我們連舊勢力的存在都是不承認的，怎麼能接受邪惡對同修的肆意抓捕迫害呢？我們是應該儘快改正自己的錯誤，修正自己。

以我個人來說，我先後被綁架過三次，時間依次是一年半、一週、一天。每次舊勢力是以甚麼藉口鑽的空子，我現在大致都知道了，這些錯誤的嚴重程度也許不同，但其比例我想不會是485/7/1（以天數計算）。關鍵是自己的心，自己想不想出來。在最後一次被劫持，我做的不好，當時很害怕，但是我的第一念是「法正乾坤 邪惡全滅」，我守住了這一念，我只是大概看了一下自己的問題，然後就沒再去多想了。所以我不到一天，確切的說，經過大約14個小時就走脫了。如果說那幾個同修真有甚麼問題使他們回不來，問題就是他們在被劫持以後，對邪惡的迫害認識不清，這就是根本問題。請發正念中幫他們鏟除這些干擾吧。在惡人剛來，還沒有劫持我們的時候，有一位同修就對我說「快找自己的問題」，這就是她的問題，承認了邪惡的迫害。

師父說：「但也有在艱難形勢下，不向內修，搞分裂的，加重了當前的形勢的複雜；也有害怕自己身名利益受到損害而不修的；也有不顧大法的安定而傳播小道不實的消息的，加重了亂法的因素」（《精進要旨•大曝光》）。

不管被邪惡非法抓走的同修他們修的是好或者不好，他們跟我們的關係好還是不好，在他們被迫害之後，這些都不重要了，不要想了。因為他們的錯誤都已經成為歷史了，因為我們的時間和精力是寶貴的，要用在刀刃上。師父說：「大法的任何工作都要為人得法和弟子的提高為目地，除去這兩點都是無意義的。」（《精進要旨•清醒》）

大法弟子被迫害了，我們要盡一切努力救他們出來。如果覺得他的問題具有普遍性，就去提醒一下周圍可能重蹈覆轍的人，或者寫文章發到明慧，然後就不要再沒完沒了下去了，趕緊做三件事。

這裏，就要說一個承認甚麼不承認甚麼的問題。

作為修煉人，如果集體想著某個同修這樣那樣不好的時候，我們的思想是有力量的，我們的思想會否起到不好的作用？舊勢力會不會以此為藉口演化出甚麼，如果問題確實存在，會不會加重此問題？個人認為，大法弟子集體執著哪個人的好、執著哪個人的壞都可能出問題，因為大法弟子的執著就是邪惡迫害的藉口。那個總理就是個例子。師父在《2004年紐約國際法會講法》中說：「你們一旦要這樣做、這樣去想的時候，就會出現兩種問題：一個是很可能你會把那個學員弄上絕路上去，舊勢力很可能讓他出問題甚至早走……」

我們只應該去承認好的、加強好的，不應去加強那些不好的東西。

關於做事慢、消極。

有些同修表現的消極，經常掛在嘴邊的是「我配合你」。表面上好像是不堅持自己，但實際上是沒主意，就想等別人安排，我就有此問題。

師父說：「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在2002年華盛頓DC法會上的講法》）。只要這件事符合法。個人認為考慮問題的基點不應該是別人要我做甚麼我才去做，這太消極，不是正法時期大法弟子應有的狀態，每個人都是自己找事情做，這是師父的要求。應該是大法需要我做甚麼、我要做甚麼。我們做的一切也都是為自己做，也不是為別的甚麼人，就是為自己。

一件事情，用法衡量，如果符合法，就應該想盡辦法努力去做，當然也沒說一定要個怎樣的結果，只要我們努力、盡心。可以互相商量，可以到法中找答案，也可以求師父加持，但是不應該說「我不能做」。師父說：「其實大法弟子每個人都是有能力的」（《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我覺得，說「外面的人能做的都做了，現在就看他們自己了」這話的，也是屬於消極那一夥的。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比如向當地揭露邪惡、遍撒傳單；比如鼓動家屬去要人；比如給惡人打電話；比如排班一天24小時不間斷發正念；比如向國外請求聲援；比如加大力度向各大媒體揭露……

排班發正念這件事情，外地有做的好的，而且起了很大作用。有篇文章說，就算裏面的人糊塗，只要外面的人齊心協力，一樣可以營救成功。可是據我知道，就連坐在家裏發正念這件事情，我們都協調不起來，藉口是忙、沒時間。怎麼好意思說「外面的人能做的都做了」呢？

還有的人以安全為藉口，這不行、那不行。我們應該想想裏面的人受的是怎樣的苦，想想如果是我們自己的兄弟姐妹，我們是不是還有這麼多藉口，還這樣麻木（有人回答「是」，我無言以對了）。

師父是說過：「作為我這當師父的來講，我要首先考慮的就是你的安全。」（《2004年紐約國際法會講法》）可是師父還說過：「大法弟子不能證實法就不是大法弟子。」（《精進要旨（二）• 評「大法的威嚴」》）都不是大法弟子了，甚麼都談不上了，這不危險麼？

在做事的過程中，有些同修過於看重結果，也是造成消極狀態的一個原因。有些人就是因為覺得一件事情可能起不了作用，結果就不做了。我覺得，不應該想我這麼做有沒有用，那麼做有沒有用，而是盡可能的去做，不求結果。不能因為看到必然有結果才去做，這就好像看到佛像大顯才修煉一樣。師父教我們的是「無求而自得」。

師父說：「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情都別小看。你一句話、一個傳單、鍵盤上按的一個鈕、一個電話、一封信，都起著很大的作用」（《在2003年美中法會上的講法》）。所以說，只要站在法上做，我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用的。所以，我們自己首先不要有心理障礙，覺得沒用。師父說：「弟子正念足　師有回天力」（《精進要旨（二）• 師徒恩》）。那些沒起作用的，恐怕就是因為自己不相信，這不就跟使用功能是一個道理麼？

關於工作忙。

工作忙是一種干擾，認真對待工作不等於一定就要很忙、就要經常加班。這也是邪黨搞的，經濟狀況不好，找工作困難，為了維持一份工作，就要在工作中額外的多付出。

對於加班、工作忙這些事情，也需要我們排除干擾去解決，智慧的去歸正，比如提高工作效率。

關於證實法與個人修煉。

有人把做大法的事與實修看成是不相關的事，我覺得似乎有點偏激，師父的經文中兩次提到「證實法也是修煉」（《在亞太地區學員會議上的講法》和《在2003年亞特蘭大法會上的講法》）。

有些人的思想還停留在個人修煉階段，考慮問題的第一念是，要符合個人修煉的某種戒律，而不是如何更好的溶於法中並把自己當成大法的一個粒子、救度眾生、反迫害。我們現在處在區別於個人修煉的正法時期，首先應考慮的是，怎樣更有利於救度眾生、助師正法、圓滿自己的世界。如果總是擔心的事情太多，想的時間太長，就會影響了救度眾生。師父講過：

「但因為你要經常用太多的時間思考思考，錯過了正法樹立威德的機會，那可得不償失啊。」（《在大紐約地區法會的講法和解法》）

據我的觀察，沒有全身心投入三件事的人，往往想得比較多，容易停留在一個層次中。我有一個切身感受：只要每天做好三件事，矛盾、麻煩就會源源不斷的來，根本不用自己主觀的去想這想那、騎著自行車滿大街找好事做。只要真心的把自己完全交給師父，該去甚麼心、該解決甚麼問題，師父都會讓我們去思考，不想都不行。雖然有麻煩，沒有三天好日子過，但心裏偷著樂：師父管我呢。而且只要提高心性，矛盾就化解，環境就變好。

關於如何看待專做大法的事。

有一些弟子，有的人是剛從魔窟闖出來的，或者是手頭有甚麼大法的項目需要人手，或者是其它原因，這些人不方便公開的在社會上拋頭露面，所以他們目前不上班，在家待著。在家待著，很自然的，只要有時間就是做三件事。有人就認為這些人是屬於專心、專業做事的，那麼就用專修弟子的標準來要求這些不上班的人，比如，認為坐車都不行，必須步行。個人認為，《出家弟子的原則》這篇經文針對的是「宗教中的出家弟子」，而且是個人修煉時期的「宗教中的出家弟子」。這和被迫離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這篇經文提出的要求，並不適用於流離失所的大法弟子。

師父在《精進要旨•出家弟子的原則》說的是「再有出家弟子無特殊情況外出時，都不得坐車、坐飛機或坐船旅行，要一律行腳」，我認為我們都是在特殊情況下。不是說某個人特殊，而是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特殊的時期，區別於個人修煉的正法時期。那我們首先應該考慮的是，怎樣更有利於救度眾生、助師正法、圓滿自己的世界。如果行腳，一天只能辦一件事；如果有車，一天可以辦很多事。師父還教我們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狀態，現在的社會形式就是這樣的，去哪兒都走著也不正常。現在有那麼一部份人，國內外都有，他們是專做大法的事的，我們不能要求這些人都行腳吧？

師父對於用大量時間幹證實法的事也是肯定的：「如果你們都在哪個公司有一定的股份，你甚麼都不用幹，你就每個月拿錢，大量的時間都幹大法弟子證實法的事，我可太高興了。」（《2005年舊金山講法》）我悟到在某種特殊情況下（不一定非得是很有錢的人），專做大法的事，也是可以的，這個和「宗教中的出家弟子」不是一個概念。

有的人認為流離失所的同修也應該像其他人一樣的過正常生活。我感到，這完全是用個人修煉的標準來生搬硬套。從反迫害、否定舊勢力這個角度，這個想法沒問題，但是我們也要面對事實，畢竟流離失所的弟子和在家的弟子是不同的，這些人沒有公開的身份，很多對在家弟子很平常的事情，對他們就不方便，甚至是危險的（當然，只要正念強，一切都會改變）。不能不顧客觀情況。劉季芝被二次迫害就是個教訓了。

流離失所的大法弟子不上班、不能像其他人一樣過正常的生活，這不是我們自己要的，是迫害造成的，是萬不得已。不能盲目的跟別人比，每個人都有自己證實法與修煉中要走的路，決不能別人怎樣，自己就怎樣，因為師父說過：「作為修煉的人，沒有榜樣，每個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路》）。

如果有常人對大法弟子不上班表示不理解，正好藉機向他們講真相。

再來說說關於國外同修配合的問題。

國外同修說，覺得迫害的直接責任人（派出所、分局）不重要，司法程序很複雜，要告就告惡首江××。我覺得不能以人中的職位來劃分重要程度，我們不是在追求媒體的轟動效應，我們在證實法。

我覺得外國弟子也不少，不應該都圍著江××，出了中共秘密集中營（蘇家屯）的事情，一下子全都圍上去，然後又呼拉一下子圍著王文怡。我覺得也有個遍地開花的問題。再有，這也是揭露當地邪惡的一個方面。中共秘密集中營的事情我只是從網上聽說，我再怎麼說，也是重複別人的話、再加上自己的分析。而我和同修的被綁架，我掌握著第一手材料，那做這件事情，是不是更加是在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學別人？我悟到，師父讓我們揭露當地邪惡，也是讓我們在證實法中走出自己的路，樹立自己的威德。

如果只重視那些大案子，是否多少有那麼一點點求名的心？比如，跟人說「我現在忙蘇家屯呢」，人家可能說：噢，這是個大事；要跟人說，我忙著告海澱分局呢，人家可能問，海澱分局是誰啊，甚麼事？

我還悟到，我們應該紮紮實實做自己該做的。師父說：「不是大家都得做一樣的事情，每個人都是在自己所在的環境做大法弟子此時應該做的。你們是自己發自自己內心的在做，每個弟子真的像大法的一個粒子一樣，在維護著法，在救度著眾生。在這一點來看，世人是比不了的。」（《在2002年波士頓法會上的講法》）

我不了解國外的情況，只是提個建議，也不一定非要訴訟，找議員呼籲一下也好。也是管用的。我在被非法關押期間，難受啊，就設想了種種解脫的方案，有些想法也是在那期間產生的。前一天被劫持、後一天走脫，裏面和外面、絕望與自由的反差太大了，這對我觸動很大。

由於個人所處層次和修煉狀態所限，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懇請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