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辛巳年農曆臘月二十七（2002年2月8日）和另一位同修去北京證實法的，第二天我們在北京天安門打橫幅被惡警抓到前門派出所，把我們的身體搜查一遍，問我們是哪裏來的，我們不說，他們打了我們幾個耳光之後，要給我們照像，我們不配合，他們就連抓帶扭的強行給我們照了像，然後把我們關在一個鐵籠子裏，到晚上8點多鐘，我們有8名大法弟子被關進這裏，然後他們強行把我們拖入車中，分散送到各個派出所，我被分散到紅星派出所，當晚我被關進一間空房子裏，外面有一保安看著。

第二天早晨我正在立掌發正念，來了一個姓康的副所長，他見我在那發正念，就拿出手銬把我的雙手背在後面銬上關進屋裏。晚上8點多鐘來了兩個副所長，把我帶到一個辦公室，問我是哪的，我不配合他們，他們打我一陣之後拿出師父的照片讓我燒，我說那是我師父，我不能燒，他們拿著打火機，掰著我的手讓我燒，我邊掙脫邊說：你們這樣做是在犯罪，會遭報的。他們兩人連掰帶扭，最後他們也沒有得逞。其中一人把師父照片拿到一邊點著了，我繼續說：你會遭報的，我剛說完，照片還沒燒完，他就像一堆泥似的一下就癱在了椅子上，我當時心裏就意識到，他的元神被打入地獄了，之後他與另一人說：我有點不舒服，我先回去了。

那人走後，另一人找來一保安，把我的外衣脫掉，裏面只穿一件線衣，把我的鞋也脫掉，把我銬在院子裏的一個鐵柱子上，讓我在外面凍著，我在外面不停的發正念，大約1個小時左右他們把我帶進屋裏繼續讓我說出地址，我不搭理他們，最後他們又把我送回原處，外衣也沒給拿回來。第三天上午（年三十）10點多鐘，那個姓康的副所長又把我帶到一辦公室，進屋之後先是一頓毒打，拳腳相加，打了我十幾個耳光，用手銬把我的雙手銬死之後還使勁的往桌子上磕，逼問我說出地址，我告訴他，不能說。他見我不說就和另一保安把我拖到水房，他倆按住我把自來水管從我的脖後插到線衣內往裏放涼水，把我全身濕透了，然後把我拖到樓房後背陰處凍著，下午2點多他們見我還不說，就把我送到大興縣看守所，下車時看到我們一起被抓時被分散到別處同修也送這來了，登記時他們給我們都編了號，我的編號是2158。

在我絕食反迫害期間，有兩位同修大約絕食70天左右，一個編號為2159，40歲左右，東北口音，另一女同修，編號記不清了，40歲左右，南方口音，他們身體出現嚴重狀態，看守所看有生命危險，就把他們送公安醫院去了。我在看守所期間，看守所三次給大法弟子集中抽血化驗，自從兩位同修被送公安醫院後，在以後的抽血化驗中再也沒有見到他們，也沒有他們的消息。在我絕食80天左右時有一個從公安醫院回來的常犯，他對我說：法輪功被送公安醫院後，把他們的手腳都銬在床上，然後灌食，平時也不打開，人要不行時，就抬出去了，不知道送哪去了，由此我聯想到公安醫院也在做大法弟子器官的「買賣」。

在惡黨十六大前夕的一個晚上，大興縣國保處用車把我拉到一個地方，大約走了兩個小時左右，下車之後先是過來三四個人用繩子拴在我的手銬上，拉起來在前面跑，讓我在後面跟著，跑到一處用鐵管子搭到葡萄架下，他們把我的上衣扒光吊在葡萄架下用樹條子抽我，他們打累了，就放那叫蚊子咬我，我在那不停的發正念，大約2小時左右，他們把我放下來，帶到一間屋裏，然後來了兩男兩女，說他們也是學大法的，他們就開始跟我說，我一聽他們說的全是邪悟，原來這裏是一個洗腦班。我邊發正念，邊和他們辯論，一直到深夜，這四人走後又來兩人，讓我轉化。開始幾天我和他們辯論，後來我就乾脆不搭理他們，就默默的發正念，因為我進來時就絕食絕水，幾天之後他們看轉化不了，就給我放李昌、姚傑的洗腦錄像，一看也不起作用，再後來他們就追問我家庭住址，當時我的心裏只有一念，你們甚麼都不會得到的，他們一看甚麼也問不出來，就把我的手一邊扣在暖氣管子上，另一隻手扣在衣架上。

第七天國保處處長和一股長來，他們彙報說就這樣了，沒辦法了，甚麼也不說，他們在另一屋說了很長時間，我腦裏只有一念，堅信師父、堅信法，甚麼都別想動了我的心，想起了《洪吟》中「無存」「生無所求　死不惜留　蕩盡妄念　佛不難修」我的思想中就想，放下吧，把父母、妻子、兒女，兄弟姐妹的情都放下吧，這一念過後，就感覺這個世界空蕩蕩的甚麼都沒有了，我的心也輕輕鬆鬆的了，無憂無慮了，很平靜。第八天下午，在我強大的正信、正念的作用下，他們所施用的一切手段全部落空，甚麼也沒得到，又把我送回看守所。

我在北京市大興縣被非法關押了14個月20天，於2003年4月24日，在師尊的呵護下堂堂正正闖出看守所。匯入正法洪流，做大法弟子應該做的三件事。不辜負師尊的慈悲苦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