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家屯事件曝光後，我更進一步認清了惡黨的害人本質，認識到決不能姑息邪惡。揭露迫害、讓世人明白真相，本身就是在清除邪惡。下面是我在北京遭受的一些迫害。

我是吉林省大法弟子，今年57歲。得法前，百病纏身，生不如死。96年10月，病痛中，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朋友家遇到一本《轉法輪》，就帶回家來讀。讀著讀著，我的身體感覺輕鬆了，讀著讀著，我的眼睛感覺清亮了。97年1月，去榆樹參加了在電影院辦的9天學習班。回來後，通過學法煉功，身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但百病全消，也知道怎麼樣去做人了。

99年7月，當地派出所找到我，說是學法人都要登記、照相，還要填一些甚麼表，簽甚麼字，當時沒有認識到這是迫害的開始，就照辦了。再後來聽到消息：各地有學員陸續被抓，特別是天安門每天都在抓人，認識到問題嚴重，我必須去北京，告訴當權者、告訴世人、告訴抓人的人：法輪大法好！於是2000年12月24日，我隻身一人去了天安門打出了橫幅，喊出了我心底的話。

只是一句真話，就被警察綁架到一輛警車上，送到一個院子裏，好像是存放自行車的地方。天快黑了，一輛輛車把這些人運走了，我被劫持到房山分局，又被弄進一輛小轎車的後備箱裏。當時，還有一位大法弟子，也是女的，我們的雙手被反銬著，裏面窄小低矮，坐著要把頭低到腿上，車顛簸的很厲害，我們像球一樣滾來滾去。

走了好遠，停車出來後，是一個鄉下派出所，警察審問我，一個惡警還打了我一拳，把我打倒了。我除了大法好甚麼也沒說，他們又強制將我脫掉外衣，雙手反銬背抱著一棵樹，在院子裏凍，樹很粗以致手銬都銬進了肉裏。

到了夜裏12點多，我開始嘔吐，他們才將我弄到屋子裏，銬在暖氣管上，天剛亮就又將我銬在那棵樹上。下午，他們用車拉著我到處走，到一個地方就問我說不說，一會兒說送我去安康醫院（精神病院），一會兒又說去那個橋下將我塞進冰窟窿，還去了一家醫院，醫生拿出處方要開藥，問我名字，我說沒有病，不用藥。折騰到了晚上，警車在荒涼、黑暗的夜幕下狂奔，車裏，前面派出所所長開車，旁邊坐著分局副局長，後邊一邊一個警察架著我，他們一邊威脅我一邊審問我。後來又到了西客站，從我的口袋裏找到錢，買了車票，把我弄到一列火車上，將我交給乘警，又和那乘警嘀咕了老半天。

那列火車是從北京發往重慶的，票上到站是石家莊，聽那乘警和別人談話中，好像是送我去石家莊勞教所。列車發出後的第一站叫高碑店，我繞過警察下了車，找個小店住下，第二天早晨又返回北京。

在北京等了3天，因有一個當地同修定29日到，我們約好一起去天安門，我去接她，沒接著。30日我又一個人去了天安門。因是步行，早晨從住地走到天安門，竟走到下午2點多，沒想到有這麼遠，這時廣場上人已經在陸續的散去了，我又累又餓，正在猶豫，又被警察揪到車上，遺憾的是我連橫幅都沒打出來。

這一次被送到朝陽看守所，非法關了25天，受的是非人的待遇，打、罵、雪地裏凍，住的地方很擠一顛一倒睡側面，人人面前一雙腳。身上帶的350多元錢被洗劫一空，說是給我買生活用品，我只收到一套被褥，臨走時又被沒收了。同號裏有好幾個大法弟子，被提出去審問，就再也沒回來，洗的衣服還晾在那裏。一次審問我，從中午12點多，一直到第二天早晨2點半。最無法容忍是兩次被非法搜身，這是對人格的最大侮辱，是對人性的最大蔑視，是對人權的卑鄙踐踏，是對人類道德尊嚴的徹底詆毀！

後來，我被釋放了。那天剛好是2001年除夕，即自焚案發生時。從看守所出來，和一同號同修一同往海澱走，順道想去天安門看看。不知已戒嚴，只是街上一個行人不見，感覺恐怖森嚴。剛到長安街，警察從四面衝上來，揪住我們要身份證，我們沒有，不由分說，拖到警車上，帶到站前派出所審問。因是在街上走，我就說了親屬家住址電話，惡警知道了我的戶籍，從當地派出所電話中知道我是法輪功學員，又將我弄到駐京辦事處。在那裏關了3天，又被轉到當地看守所。

回來那天當地公安局一個姓胡的對我進行非法審訊，一進門就惡狠狠的打了我一拳，打完後，他自己抱著胳膊嘿呦老半天。在這裏，吃的是又苦又辣又酸的黑窩頭，裏面有一塊塊手指肚大的玉米芯，住的屋子又潮又冷，有一面牆壁上的冰有一寸多厚。20天後，家人被勒索1700.00元錢才將我放出。

出來的第三天，610的人就去找我，說要辦甚麼學習班，幸好我沒在家。從此我顛沛流離至今，歷盡了艱難險阻。在2001年到2003年，還被網上通緝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