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和長期效應

先說說我做的這件事當時的效果。當時因為我被馬上拉出去了，所以只有錄像的記者把我的聲音錄進去了，一兩個記者拍到了我的背影。當天有幾個德國電視台放了有我的聲音的錄像，提到了這件事情。在江鬼呆在德國總理府的幾個小時裏，我也必須呆在總理府的安全部門裏，德國保安人員對我都很友好，好幾個人還特地笑瞇瞇的跑過來看我。一個警察還私下裏說佩服我的勇氣。這件事情以後，本來我所在的記者協會擔心德國政府方面會給他們提抗議，但政府方面沒有任何行動。一個記者也在事後特地到法輪功抗議的地方找到我，說我真正的履行了一個記者的責任，就是把真實的信息傳達給別人。

當時，我從這些反應看，覺的自己做對了。但這件事情的後果不是一時的。兩年後，當另外一名大紀元記者要到政府部門裏採訪中共頭目出訪時，遇到了困難，因為德國政府不能保證她不向中共頭目喊話，後來一位德國政治家給她作擔保，她才進去。

這件事情說明，最少在德國政府的眼裏，他們對大紀元的文章的可信度是否要打折扣呢？如果是的話，我們為甚麼要辦大紀元呢？只辦明慧網不就可以了嗎？

2002年江鬼訪問德國後，我們起訴德國警察在中共壓力下對進行抗議的法輪功學員歧視。在案子進行過程中，有一次我因為別的事情在柏林呆了兩天，正好碰上學員去見律師，我跟著去了。正好當天學員給了律師一些關於江鬼去冰島時中共給冰島政府的一些誣蔑法輪功的文件，用以說明江鬼對海外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是系統性的。律師瀏覽了一遍有好幾頁紙的文件，然後指著其中一條說：「這裏寫著，『在柏林，一名法輪功學員佯裝記者進入總理府，對江喊話。』如果你們總是這樣做的話，當然他們要擔心了。」我立刻說，我就是那個記者，並出示了我的記者證。律師明白了中共又在說謊。但這件事情也讓我看到，中共利用這件事情能夠很容易欺騙不知情的人，而我不可能一個個的去解釋。

我想，當時能夠做的更好的地方是，我可以馬上寫聲明，說明我為甚麼這麼做，然後發給媒體，主動登門找媒體。但因為當時忙著追蹤江鬼，發正念清除邪惡，其它城市的媒體工作還要做，結果柏林這一塊就放下了。

綜合的來看，我覺的當時有一些好的效應，但「後遺症」也有，而且更大。

抗議者的媒體效果和記者向同行講真相的效果

再從媒體效果說，從當時的媒體反應看，記者們雖然因為這件事情報導了法輪功，但只是作為記者追新聞，對於他們來說，這只是一個抗議事件，這件事情並沒有觸動到了他們的心。這以後，他們對法輪功報導的頻率又和以前一樣了。

在我這幾年當記者的經驗看，當別的記者看到我在做著一個記者做的事情後，他們會把我看成他們之中的一員，和我討論中國的事情，思考我提供的信息。這樣的影響是比作為一個抗議者和記者交談，通常都要來的更深入一些。

舉個例子，這次中共勞教所集中營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一事，我通知了一些記者，一個新聞社的老闆在和我通了幾個郵件後，和我還有另外一個學員在一次中國文化展的記者招待會上見了一面，之後我們談了一兩個小時，很廣泛的談了中國的現狀，談話中我們也自然的談到我們修煉法輪功。他本身對共產黨的本質有一定了解，表示相信這種事情中共幹的出來，在記者招待會之後參觀文化展的時候，他積極的向其它媒體的記者通報這個事情，但他同時還表示，證據太少（當時只有兩個證人出來），他無法報導。

當天晚上我意外的收到他的郵件，他說他已經把這個消息放在了他的新聞社的一條報導柏林中國文化展開幕的消息中，我看了後發現，他還是有顧慮，怕自己新聞社的信譽因為這條消息的證據太少而受損，但他還是想辦法在他認為的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儘量把這條消息發出去了。可以看出，在這個問題上，他不只是在被動的報導重要新聞，而是想辦法幫助這些「受難的法輪功學員」。

另一個例子是，我通過一個記者認識了一個月刊的主編，她約我作為記者寫一篇關於中國的文章，後來出現了盜取器官的消息，我向這位主編詳盡的闡述了盜取器官的來龍去脈。當時離截稿只有幾天了，她當天就回郵件，說這件事太重要了，問我能不能兩天之內寫一篇文章。後來文章幾乎沒有改動就登上去了。

我想，這兩個人之所以登了關於集中營的文章，是因為他們的心被打動了，以後在對法輪功的報導上，他們的做法也許會和以前不一樣。

其實記者能做一些作為抗議者的學員不容易做的事，比如深入的講真相，在記者會上提問題，以同行的身份向其他記者深入講中共的本來面目，通常了解中共的邪惡的人就能理解迫害法輪功的邪惡，當然同時就講到了對法輪功的迫害。而抗議者扮演的角色也是記者無法取代的。我覺的兩者能夠互相補充。如果一個記者時不時在抗議者（人權鬥士）和記者身份之間換來換去，就不容易達到這樣的效果。

個人修煉中的問題

當我現在回顧這幾年的修煉，我發現，我當時有一個很大的執著，就是急功近利。記的有一個學員說，她回想前幾年自己的心態，好像有一點「有今天沒明天」的味道。今天能幹的，能達到的效果，今天就做，不想明天，不做長遠打算，還覺的這是正念。我覺的我有很長一段時間也有這個執著。即使是現在，偶爾我還可以感覺到這個執著讓我鬧心。

四年前，我在向江喊話的時候就沒有想很多以後的事，就覺的一定要讓它聽到法輪功學員的聲音，因為當時很多學員被攔在了安全區外，江鬼在總理府中根本看不到法輪功學員。本身想法不錯，但少了一分理智，沒有想以後。

這個急功近利的問題還在一段時間內反映在我的學業上，覺的學業很費時間，而且還要好幾年才能畢業，而現在有這麼多的大法的事情要做，這麼多的人要救，所以心思一度無法放在學業上。多虧通過學法及時調整，悟到師父說的，是學生就要學習好，是沒有任何條件的，師父從來沒說救人的事忙的時候，常人的工作和學習就可以不管，相反，師父一直強調要協調好工作、學習、大法的事情和社會生活中的事情的關係。我作為大法弟子，應該把大法對弟子的要求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自己的觀念。我們證實的是法，而不是自己──這一點是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

在心態調整過來後，我在前年順利的大學畢業了，我的身份問題、工作問題都得到了解決。因為工作原因我們全家搬到了柏林，我的客戶也日益多起來，兒子上了幼兒園（在以前的城市不行），我也有了較多的時間，感覺路越走越寬。

如果沒有喊話是否能有同樣的媒體效果

這次在白宮大紀元記者向胡布喊話，在美國引起的媒體效應很大，也很正面。我的理解是，一方面媒體關注當時是好事，另一方面，不是不通過這樣的形式就達不到這樣的效果，但當然不是像這樣，一下子就達到這樣的效果。

記的幾年前，德國很多大法弟子，包括我，都希望德國媒體關注法輪功被迫害的問題。當時我更多的是向外找，想怎麼說的更好，每次活動如何聯繫媒體，如何打電話。

幾個月前的一件事，讓我從新看待這個問題。當時一個德國最大的週報之一的專欄編輯找到我採訪。談了兩個小時，他寫出了一篇關於中國的文章，都是引用了我的話，談到了退黨和法輪功，很正面。這好像是迫害以來，這樣的大報第一次這麼大篇幅報導我們。文章一出來，好幾個學員都從常人朋友處聽說了這篇文章，幾個學員還祝賀我，覺的這是媒體工作的一個突破。我就在想，這個「突破」是怎麼來的呢？我自己是一點都沒想到會「突破」的。如果沒有學員的共同努力，媒體的突破也是很難的。

我回顧幾年的修煉過程，發現我一點一滴的修掉了很多執著，有時甚至是剜心透骨的難受，比如剛才提到的急功近利的心，還有在人之上的心、妒嫉心、不能被人說的心、保護自己的心、指責別人的心、顯示心、對人和事物冷漠的心、喜歡聽好話的心、怕心……我發現當我把這些心越來越多的去掉時，我就更能站在別人的角度看問題，寫出的文章也不一樣了，和別人講真相的時候，更能明白別人的癥結在何處。經常有人通過別人的介紹找到我，要了解法輪功和中國問題。那麼那個專欄編輯找到我也就不是偶然的了。我想，有這樣的變化最重要的是正法的進程到了這一步，第二個原因是我自己的一些不正的因素改正過來了，我的言行也就越來越帶著法賦予的力量。

從中我也懂的了，大法工作的效果不僅僅在於我們要去做，而且更反映著我們在修煉中的提高。

如果這次沒有人在白宮喊話，我想，隨著學員們的整體心性上的提高，我們也遲早會達到現在這樣的媒體效果。而正法的進程也一定會達到師父所要的狀態。佛法是無邊的。

現在，這樣的媒體效應出來了，我們一定要抓住機會，讓有利的方面充份發揮作用，並通過深入講真相，把可能會存在不良影響的地方都彌補上，把這件事情圓容好。另一方面，我們自己要修的這部份還是得一步一步的走，不會因為外部的條件變化了而在對我們心性的要求上有任何放鬆。我的理解是，可能正因為外部環境寬鬆了，對我們心性的要求會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