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和工作在中國期間，從來就沒有違犯過中國的法律，卻受到了中共及其下屬機構的迫害，是中共違犯了自己制定的憲法和相關法律，中共才是中國幾十年來一切動亂的根源，它就是整個人類的萬惡之源。如果國際社會和世界人民還用著普通的眼光去觀察中共惡黨，是很難識別這一人類惡魔吃人的本性的。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是有預謀的和系統性的，也是非人性的野蠻殘酷。

我是九八年七月份喜得大法的。得法不久我就回到我原工作單位國防科工委外事局（現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弘法。外事局二處團職參謀張國東（於二零零四年遭惡報死亡，年僅四十幾歲），是曹剛川出國訪問的高級英語翻譯，是我在外事局工作的同事也是相鄰很近的老鄉，他當時對我說：「你千萬不要煉法輪功、最高領導人已定為×教。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給你找一本佛教的書看吧。」

當時我雖沒弄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真正意思，但我預感到要繼續煉法輪功會有麻煩。回去我就找傳給我大法的朋友說：「外事局的朋友告訴我，中共高層已將法輪功內定為×教，我不敢練了。」他說：「你也別聽他的，也別聽我的，你把書認真看一遍再做決定。」現在我回想起來真是後怕，當時要為此離開修煉，那將是遺恨千古。

有人說：「你們不去中南海，不去天安門，中共能取締法輪功嗎？能迫害你們嗎？」眾所周知，去中南海、去天安門上訪都是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後發生的事情。可在九八年從外事局張國東嘴裏已經知道中共要打壓法輪功，已將法輪功定為「×教」。只是在九九年以前，邪惡的江氏流氓集團一直沒找到機會而已。因此我講迫害是有預謀的。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惡迫害大法後，我單位的一些人紛紛不敢練了，我卻依然堅持修煉。我對大法之所以堅定，沒有動搖，沒有懷疑，是因為儘管我得法才一年，可我尋法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了，我身處在中國氣功運動的漩渦中，奔波了多少年甚麼也沒得到，卻弄了一身病，而法輪功這麼好的高深大法我得到了，我怎麼能輕言放棄呢？我曾經對自己說我死也不會放棄。

迫害既然是以謊言開始的，那麼我們就要揭露它的謊言。我就開始了講真相。從單位講到親朋好友，從熟人講到陌生人，從北京講到河南老家，有同情的，有支持的，當然也有受毒害而反對的。最危險的經歷是在二零零一年夏天，回河南老家講真相，曾經是同學，曾經是戰友，但當被邪黨毒害和利用時，有的人就變成了唯利是圖之徒。他們將我告密到駐馬店公安局。我前腳剛離開農村老家，後面就由三級公安局一行壞人趕到我老家搜家，因沒搜出任何資料才沒有給我造成更大的麻煩。他們臨走時把我在北京的地址、電話號要去了。把我七十多歲的老母親嚇得連夜坐火車到北京告訴我老家裏發生的情況，我知道後，好長一段時間還為此擔驚受怕。

迫害開始不久，司法部就通知中國的各個律師事務所不許接法輪功的案子，顯然，司法部自己已嚴重違犯人權。因為迫害不合法，它怕見光，要真正上法庭它們必敗無疑。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日，我隻身一人走向天安門前打橫幅，高呼：「還我師父清白」、「法輪大法好」，被北京公安局抓捕。開始了漫長的一年零六個月的囚禁生活。在公共場所發表自己的言論和觀點或者自己的信仰，在文明國家受到法律的保護，而在中國卻不能。沒有經過任何的法律程序直接將我們十幾名大法弟子關進房山縣拘留所監獄，和犯人關在一起。這事讓外部世界聽起來很荒唐，可在惡黨統治下的中國卻天天發生。十天後我被轉到北京朝陽拘留所，然後沒經過法庭審理就非法判我一年零六個月勞教，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轉到團河調遣處。

到了調遣處後，慘無人道的生活就開始了。每個大法弟子身邊安排的都有「包夾」，如果大法弟子之間說話、或交換眼神，犯人發現後非罵即打。我們成了犯人的「犯人」。受到的羞辱無法表達。吃飯時要唱邪黨歌曲，題目是《社會主義好》，我的心頭一陣陣酸楚，邪黨好在哪裏呢？我們師父和大法無端受到栽贓陷害，我們大法弟子以和平的方式表達我們的心聲，卻成了「罪犯」。於是我號召所有大法弟子抵制唱歌，結果二十幾名大法弟子遭到了迫害報復。不讓吃飯，讓我們站成兩排罰站。一個姓張惡警（一臉麻坑）走近我，一手卡著我的喉嚨，一手按著我的頭，卡的我幾乎不能呼吸，後來我才知道此刑罰叫「鎖喉」。此時此刻他們不把我們當人看待，每個人大法弟子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虐待。他們折磨了我們兩個多小時候後才讓我們回房。晚上犯人都睡覺了，罰我們站到12點以後。第二天一早起床跑操，搞得我們嚴重缺覺，真是有苦無處訴。有一次在勞動場所，普犯班長王飛問我說：「昨晚中央一台播出的雲南一名法輪功人員把他二叔殺了，是怎麼回事？」我說：「那殺人犯不是法輪功修煉者，為甚麼呢？我們師父講法時說不二法門，就是不能看別的氣功書，或算命書。政府為了陷害我們反而弄巧成拙，在他的屋子裏擺放了很多周易八卦和法輪功的書籍，以證明他是法輪功修煉者，這只能說明又是一次陷害。」我剛說完，一名吸毒犯李雲同（家住石景山）上來就狂打我的臉，毫無人性可言。事後才知道他為了討好警察，以免被分到黑龍江農場勞動，那裏太苦。不久他還是被分到農場去了。這叫惡有惡報。還有一位犯人打過我後，在水房裏向我道歉，說打我是打給別人看，打我們是警察安排的任務。

我在那裏被迫害了四十天後，於二零零二年元旦前被送到臭名昭著的團河勞教所三大隊。在那裏，日子既漫長又黑暗，最邪惡的是逼我們放棄自己的信仰。一個人怎能夠沒有信仰呢？一個人的信仰怎能夠由強權說了算呢？可在中國就這樣荒唐。中共邪黨讓人們只能信仰它，如果不「轉化」就不讓你睡覺，用各種辦法折磨你。由於我執著睡覺，經過一個時期折磨我沒承受住，違心的「轉化」了，但我內心對大法、對師父深信不疑，因此我沒參與配合他們幹壞事。多數人被減期，我一天沒減。

勞教期間逼著我們看誣蔑大法的錄像，不斷的給我們洗腦，其中有《蔡朝東的報告》和司馬南反偽科學報告等，但效果恰恰相反。百分之九十九的大法弟子回歸社會後又回到了修煉中，證明了邪黨的慘敗。他們逼我學邪黨制定的刑法，可邪黨本身就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中國根本沒有法律可言，非法抓捕高智晟就是一例，它們就是黑幫治國。

迫害我們的三大隊一度「轉化」率很高，可到後期不轉化的人越來越多，迫害也越來越嚴重。錢仕光，進勞教所後天天喊法輪大法好，結果脊椎被打斷，癱瘓後被家人接回家；劉全旺因煉功多次被打的人事不省；魏如譚被逼撞破很厚的玻璃魚缸；肖延明、劉見開、陸偉棟、方英文、劉魏、孫志剛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幾乎每一個大陸大法弟子在監獄裏的經歷都是一部血淚史。

我從勞教所回單位工作剛滿一年，即二零零四年四月底，被單位副書記趙子明找去，問我對法輪功的認識，我就明確告訴他，在勞教期間是受騙的，我會堅修大法到底。他邪惡的說：「如果你還煉，讓你下崗，失業，還勞教你。」我嚴厲的告訴他：「我既然告訴你我還煉，我就不怕你，隨你便。」我的話把他嚇了一跳，他忙改口說：「我還沒這個權力，我要逐級往上報。」在公司從來沒人敢對他這樣說話，他屬於刁鑽，搖唇鼓舌，專弄權術，踩著別人往上爬的小人。人們表面恭維他，內心仇恨和蔑視他，他是邪黨的一條狗，邪黨讓他咬誰就咬誰。

二零零四年底我在我們集團公司下屬的物業公司講真相，被物業公司總經理（姓吳）告發到總公司。總公司向我公司施壓開除我，說是接國資委通知：凡是堅持修煉法輪功一律開除。我於二零零五年三月正式離開了我心愛的工作單位。臨走前我找到公司總經理王興曄說：「雖然我離開公司了，希望你能對大法有個好的認識，不要聽信謊言。」他說：「你下崗是上邊壓下來的我們沒有辦法。」我說：「當年張志新被割喉管，也是上邊壓下來的，可塵埃落定，誰殺的人誰被秘密槍斃了。」他無話可說。幾十年來的歷史證明，凡被邪黨利用過的人都沒有好下場。記得二零零一年邪黨開兩會前，把為它奮鬥一生的老幹部群體內定為不安分因素之一，它對他自己的人都不放心，可見迫害法輪功的政策多麼不得人心！我的失業，給我的家庭造成了破裂，妻子與我離婚了，兒子歸她了，一個好端端的家庭被邪黨逼到這一步。兒子未成年，造成的心理傷害遠大於我們大人。這筆賬一定要跟江氏流氓集團清算。

中共在國際上大搞經濟外交、在國際上大耍收買、分化陰謀，以圖避免因人權迫害受制裁。惡黨知道，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了解迫害法輪功的真相後，會採取行動，於是拿經濟利益作誘餌，分化國際立場。被美國定為無賴國家和流氓獨裁國家的都是中共的忠實盟友，或和邪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的國家。中共存在一天世界就不會安寧，它是一切動亂的根源，是人類的萬惡之源。世界人民必須用照妖鏡才能看清中共的真實面目。望世界人民和民主、文明發達的國家努力鏟除這個人類惡魔，人類才能和平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