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被抓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母親被兩個黑衣人灌醉了，不省人事。我背著媽媽就跑，跑了很久、很多地方，母親還是不省人事。第二天得知媽媽被抓了，我的心一下子涼了半截。以前做過營救小組的工作去營救別人，沒想到這次竟輪到我了。

營救小組的成員從第一天開始就一直陪著我，他們中的不少人都親身經歷過至親被抓的經歷，所以一開始就對我幫助非常大，大家一起學法、發正念，講給我他們自己的經驗，讓我很快從悲傷中走出來，更加抓緊做好三件事。香港的許多學員也非常心齊，一直幫我母親發正念，散發傳單、徵簽，呼籲營救母親，打電話到北京的看守所去講真相，還有同修在學法時意念當中叫母親一起學法，正念支持著我們，讓我感受到整體的強大的正念之場。

母親在香港出生、長大、工作，在這裏有她的同學，她的同事，她的學生，他們都非常關心母親，外祖父的學生看到報紙上的報導，主動的打電話要聯絡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的同學為母親寫簽名信。我的同事、老闆、同學也都非常關心她，幫我簽名營救母親。我的老闆還主動的讓我用公司的電腦及傳真機等等準備營救母親的材料，並說如果我有需要隨時離開都可以。我的同事還為我默默的承擔了許多工作。我的舊同事還幫我在她的新同事中去徵簽。還有幾位立法局議員呼籲當局釋放我母親，也有區議員主動打電話來表示願意幫助我。我為身邊的這些生命的選擇而感到欣慰。同時也覺的平時在常人社會中做正，對周圍的人講真相，都是必不可少的。

當然真正從難中走出來，誰人都代替不了。突如其來的打擊起初讓我幾乎無法承受，平日學的法理此刻竟然都想不起來，北京家裏親人的電話，成了一種無形的巨大壓力，好消息壞消息，都牽動著我的心。既擔心母親因堅持信仰被判刑，又擔心她守不住心性寫甚麼保證，更擔心家裏人對此不理解而從支持變成反對，精神壓力大的自己完全沒有食慾，學法也無法靜下心來。當中還夢到母親的眼睛瞎了，心疼的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意識到，自己陷在難中了，陷在了親情中，舊勢力會不斷的利用這點來迫害我，甚至以此為藉口，繼續關押我母親。

在我的心中一直都有一念，就是只有師父的法才能告訴我如何做，才能帶我走出沼澤地，我必須否定所有舊勢力的安排，摒棄一切不符合法的因素。每天的發正念再也不敢懈怠，每日早上必先擠出時間煉功學法，然後才去上班，每天上下班的路上也不停的學法、背法、發正念。下了班，同修和我一起學法、發正念、找議員、講真相。我每天用法充實著自己，嚴肅的對待自己不正的念頭。幾天下來，心中乾淨了許多。有一天，自己望向窗外，夕陽下的維多利亞海灣寬闊而寧靜，上面的船舶小小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車小小的，路上的行人星星點點，小的像螞蟻一樣。我突然有一種感覺：每個生命都是個體的獨立的，都在走他們自己的路，我的焦慮也好，我的擔心也好，都是操沒用的心。母親也是修煉人，她能不能走好，要看她自己；我的家裏人我既然已經盡了力，選擇甚麼那也是他們自己的路。師父說：「一些人對於反迫害的行為一不理解就說甚麼搞政治啦，我看對於大法弟子內部個別人來講，都是怕心，根本就是怕在作怪，就是人的擔心。至於說常人怎麼認識，大法弟子不管他。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的正，你就會改變周圍的環境，你就會改變人。你用不著去講太多，我的大法是給今天大法弟子講的，不是給常人講的，不要注重太多人怎麼想的。只要你們在人世間能夠走正自己修煉的路，誰都會正視你。」（《2005年舊金山講法》）

想到這裏，我頓覺如釋重負。我不再擔心，只是做好自己該做的。師父說過：「沒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去掉最後的執著》）從那以後，環境越來越明朗，原本哥哥說要花幾十萬元也沒有人肯幫忙把媽媽擔保出來，最後沒花錢，母親也沒有被逼寫甚麼，就被送回了香港。我知道，是所有被考驗的因素都不存在了，舊勢力再也沒有任何藉口繼續加以迫害。

謝謝師尊的帶領，謝謝所有的幫我和母親走過來的香港同修。

謝謝大家。

（二零零六年香港法會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