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走在常人的畫廊裏時，沒有任何東西能引起我的注意，正如師父在《在美術創作研究會上講法》中說的：「今天的藝術，有許多是受現代意識搞出來的東西，而現代人類已經遠遠超出人類應有的道德範圍與標準，所以搞出來的所謂藝術已經不是人的文化了。因為它不是在理智、清醒中搞出來的，不是人的正念、善念對藝術美的正確認識搞出的真正人類美好的東西。」而當我走進展示大法弟子作品的畫廊時，我從門檻就感受到了強烈的能量場，我明白，這是超常的東西，在情感上和精神上起著強烈的作用，淨化著人的思想，是講真相的好工具。

在二零零五年斯德哥爾摩法會上，同修告訴我他們贈送給俄羅斯學員一套畫的副本，我們用藝術形式講真相並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新體悟的時刻到了。

訂購畫框、找展廳籌備展覽會，就是一個講真相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嚴肅的問題：應該展示多少揭露迫害的畫？一些學員產生懷疑：是否需要展示這些圖片，也許展示一部份？因為這些畫會讓一些人感到血腥恐怖從而產生反感情緒。當時與波羅的海國家的同修在互聯網上的交流對我們幫助很大，他們已經舉辦過這樣的展覽，他們與我們分享了自己的經驗和體悟，對此我們非常感謝。

在互聯網交流前，我在別人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應該修去的東西，我一直在找自己，結果找到了許多共產邪黨文化的因素，比如攀比和爭鬥、努力監督局勢、顯示自己、追求名利和自私、妒嫉、固執己見。出現了許多讓我看到自己壞東西的矛盾，這一切都讓我感到不輕鬆，我甚至產生了放棄的念頭。我捫心自問：我為甚麼做這些？是為了證實自己還是大法？

每天除了學法和研究展覽所需的資料以外，我還認真的學習了師父在《在美術創作研究會上講法》，他賦予我力量，讓我對所做的事情充滿信心。但遺憾的是我還是有許多漏，比如當功友給我提高心性時，我的忍耐和善心不夠。

在籌備畫展的過程中，我們在各個展廳、畫廊、文化宮、教育機構、聖彼得堡畫家聯盟等地方講真相。我們與各種各樣的人會面，他們中有畫家、雕塑家，我們與他們在他們的創作間進行了短暫的會面，這方面的體會以後我想單獨談。

俄羅斯首次「真善忍」國際美展定好在「俄羅斯畫家聯盟」展廳裏舉辦。在商談展覽過程中，我們向展廳所有的人講真相，從工作人員到經理，當時誰都沒有抵觸情緒。可在我們打開這些畫時，我們聽到這樣的話：「這是甚麼畫展，太可怕了。」在他們的聲音中我們聽到了憤怒，我們再一次向他們耐心的講清真相。

然而就在此時我產生了怕心和懷疑：來參觀展覽的人會明白嗎？在展覽開幕前我出現了這種不正確的狀態。第二天坐到這些畫前，我還沒有完全擺脫這種狀態，這時突然我看到，那些畫好像活了，變成了功柱，他們散發出強大的能量場。我開始為自己的狀態感到可恥：我怎麼產生動搖呢！這一下子就檢驗了我對大法和師父的信。在畫展開幕式之後，一位受人尊敬的展廳工作人員告訴我，昨天他感受到了我的不安，我們向他解釋說這與我在籌備展覽期間的擔心有關，我為此向他道了歉。從中我悟到，注意自己的言行對於周圍的常人得聞真相是非常重要的。

我還想談談在工藝美術學院展廳沒有辦成的畫展。在我們第一次和他們見面時我們沒有給他們看要展覽的畫，沒有像在其它畫廊那樣介紹展覽，而是馬上寫了申請，寫明了要舉辦畫展的具體日期，在接下來的幾次會面中也沒有談到畫展的主題。我當時有這樣的想法：既然那位展廳的經理總是表現的很忙，那就讓他在畫展開幕式上再了解真相吧。過了半年之後，在定好的畫展開幕前的一星期我們才開始全面向他講清真相，他問我們為甚麼當時沒有馬上講這些，因為他們的院長剛從中國回來，院長說那裏非常好，根本就沒有迫害，他和中國簽署了許多互利合作的合同，並且不想與中國領事館把關係鬧僵。

說實話，在那種情況下很難保持平靜。我們決定直接找院長，可是院長當時不在。而我們要找院長的消息傳到經理耳朵裏後，他很生氣，不想再與我們見面。我悟到，我太追求結果了，因此而可能毀了這個人。我再次給經理打了電話，告訴他我們必須見面的原因。他對拒絕與我見面向我道歉，並保證一定看我們送給他的真相材料，並希望將來會舉辦我們的畫展。我們電話裏告別後，我的心情很沉重：本應該看到自己的問題，我對自己感到不滿，這種狀態變的越來越重。這是因為我的人心出來了：同修們花了很多錢印製了畫展小冊子，現在畫展辦不成了，我的臉往哪放？我看到，我執著的人心是那麼的強烈，讓我感到後怕：再有一個小小的錯誤就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局面。

所有與畫展有關的事情對我的提高幫助非常大，讓我對法理有了新的更深的理解。使我體會到，應該對自己更嚴格的要求，認真負責的對待自己作為大法弟子的使命。

（二零零六年聖彼得堡歐洲法會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