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萬元戶就算富裕的，我家為我治病花去了十幾萬，用光了父母、公婆和兄弟姐妹所有的積蓄，父母還把自己的房子變賣了，真的是傾家蕩產。自己總想：二十幾歲到三十歲正是人生最好的年華，自己怎麼這麼倒霉啊。

八年裏，我多次住院。回到家中，因走不動所以平時很少出門，從家走到鄰近的公園二三百米的路，我也要休息二三次，這對一個年輕人真的是太痛苦了。

九六年，有天早晨，我去公園，看到有人煉法輪功，在輔導員的建議下，我跟著學起來。通過學法煉功，明白了許多在人生中想要明白，而又找不到答案的道理。逐漸的自己按著大法「真善忍」的要求歸正自己。

以前因被病長期折磨的脾氣暴躁、罵人、摔東西，學法後都徹底扔掉了，每天樂呵呵的，身體越來越有勁，臉也紅潤了，家人都非常高興，還特意為我安裝了電話，每天詢問我煉功沒有。很快我停下了吃了八年的多種藥物包括激素，我放下有病的心和治病的心，全身心投入修煉。能學這麼好的法，還有甚麼放不下的人心哪？

從此，我的身體越來越好，所有的病不翼而飛，而且還回到了工作崗位。我的同事、家人都親眼見證了大法帶給我的美好，有很多人都開始學大法了。如果師父不傳大法，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是師父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告訴世人真相　去北京證實法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政治流氓江澤民一夥開始對大法打壓，惡毒攻擊師父，污衊大法，並開始抓捕大法弟子。我心裏真的好像在滴血，單位領導、派出所跟我談話，我就和他們說：「法輪大法好，我師父絕不是電視上說的那樣。他們在歪曲事實，按真善忍去做有錯嗎？使人們道德回升不爭不鬥，做一個比模範人物還要好的人有錯嗎？我如果要不修大法早就沒命了。而且給國家節省多少醫藥費，給家人少找多少麻煩，自己又少遭多少罪呀。」從那時起派出所派街道二十四小時監視我。

通過和同修切磋，大家都覺的我們應該去上訪。九九年十月十六日，我和一位同修相約坐晚上十點多的火車就去了北京，在那裏我們遇到了很多當地的同修，大家一致認為，我們應該去國家信訪辦。

十九日上午十一點多，我們就到了那裏，信訪辦周圍有許多全國各地的警車警察和便衣，唯獨沒有我們當地的警察（因當地還沒有人去上訪）。我們就順利的進入了信訪辦，當時信訪辦的工作人員接待了我們，我們每個人說明了上訪的原因、目地和要求，還問了我們的家庭住址、姓名、工作單位等，然後就把我們給非法扣押了，大概下午三、四點鐘。我們被當地接回去送到了看守所，當警察非法提審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跟他們講大法怎麼美好，電視上說的是對大法污衊，我們每個人的身心受益。我們要求立刻放我們回家。最後他們都承認說：「你們都是好人，我們是聽上邊的，說了不算。」記得有一次非法提審後，讓我寫一句話，當時我堅定的寫下了「堅修大法心不動」。

後來我們當地又有很多同修都去信訪辦、天安門去證實法了，我單位的領導由於受電視上謊言宣傳的影響和上級領導的施壓，來到看守所問我：是要黨還是要功，我堅定的說：功一定要煉，我要功。領導氣的一拍桌子就走了。由於自己學法不足，還有很多未去的執著，心性提高不上來，憑著人的勇氣、人的爭鬥去做，結果在看守所一呆就是兩個月。

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我和十多個同修商定要去天安門去證實法，就在三十號中午，母親發了高燒，本來平時我和母親一起照顧病重的父親。當時心裏有些放不下，可又一想，我來到世上是為甚麼，不是助師正法嗎！決不能因此影響我去救度更多的人，我把他們安排好後，就毅然決然的離開了家門。家人害怕我再次受到迫害，又擔心我們身體就派出了幾撥人去天安門找我，十月一日，我們在人群中喊「大法好」，也揭露邪惡的非法打人抓人行動，又一次被他們抓捕，那天天安門非法被抓的不知有多少大法弟子，在警車上我們打開車窗一路不停的喊「法輪大法好」，引來了好多中外旅遊的人和世人的圍觀，有力的震懾了邪惡。回來的時候，我看到我爸爸身體比我在家時更精神了，我深深的體會到了師父慈悲呵護。

為了使邪惡儘快的停止迫害、坑害世人，我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九日第三次又走上了去北京證實法的路，當我們在天安門打開橫幅高喊「法輪大法好」的時候，又被警察推上了警車，我們立刻打開車窗拼命的喊「法輪大法好」，周圍的人說「你們真了不起」。在北京看守所裏，由於我們不報姓名，絕食絕水，被灌了一次食。我們都給吐了出來，我們集體煉功，警察找我們談話時，我們就給他們講真相，告訴他們善惡有報是天理。第八天，我和其他同修，堂堂正正闖出看守所。在從此之後就開始了大面積的講清真相、發資料、全方位的救度世人了。

二零零一年，通過親戚介紹，我找到了一份建築工地看門的工作，在那裏接觸到了許多民工、外地送建築材料的工作人員及那個單位的職工。我就給他們每個人講大法真相，並給他們看大法真相材料，使很多人得救，有的人還主動要求學大法了。

晚上下班後，我就和同修（也是同事）去噴「法輪大法好」的標語，不管颳風下雨、下雪，從不受天氣影響。我們都一如既往到處去做，走遍了大街小巷，公園周圍的農村，公安局、派出所周圍及行人多的地方。

二零零一年環境還比較邪惡，標語被邪惡塗了我們就再去噴。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們在派出所附近剛把字噴上，模子還沒來得急拿下來呢！一輛警車突然開著大燈急拐過來，我們也沒有害怕，很鎮靜的把模子拿下來就走。警車與我們擦肩而過，車燈照在標語上，照到我們身上就好像跟沒有看見一樣，這時我們同時想到了是師父在保護著我們。

我們還經常到大街上、公園旅遊景點的路上、看守所、公安局周圍去掛「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輪大法是正法」、「法輪大法千古奇冤」等等條幅和橫幅，沒有甚麼敏感日的觀念，想做就做。當地同修也都在做著救度眾生的事，世人也都逐漸的明白了真相。

記得有一次在樓道裏發資料，那次我們是從下往上發的，下到二樓時有兩個中年男子正在開門，發現了真相資料，其中一人就跟同伴說，「法輪功真是用心良苦啊！」當時我真的為他能夠清醒感到高興。

還有一次，我們在一個小區裏面貼標語發資料。當時已經晚上十點來鐘了，我們在前邊走，突然聽到後邊有一個中年的男子在說，「這麼晚了還出來做，還挺不容易的。」同修回頭一看這人以前見過，原來是一個便衣。

我們開始去北京證實法時，單位領導由於受電視上謊言宣傳的欺騙，認為政府不讓煉就不能煉，我們去上訪是給他們找麻煩，單位領導經常給家人打電話派人看著我們，怕我們去北京。因為上邊給他們施加壓力。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我們去天安門證實法時，單位領導到那裏去找我們。他們耳聞目睹了廣場上的警察打人、罵人、抓人像法西斯一樣邪惡的場面，回來後還親眼看到了派出所、警察逼迫大法弟子家人要兩千元錢，不開發票的事實。同時他們也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一身正氣，知道大法弟子在單位都是好人，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再加上大法弟子不斷的給他們講真相，看光盤資料，使他們明白了大法的正，邪惡的邪。以後每當上邊要我們去辦洗腦班的時候，單位領導一律抵制，而且還公開對我們說：你們都是好人，（警察）想在我們這一畝三分地上抓人沒門。現在很多領導同事們都已經明白真相、並「三退」了。

在惡黨開始打壓的時候，家人對我非常的擔心。他們知道惡黨在歷次運動整人時的邪惡，經常說「胳膊擰不過大腿、別找罪受了」。在我第一次上訪回來時，他們就看住我，還把我鎖在屋子裏。當時我就想我是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我還有我的使命，決不允許任何人對我進行干擾，就嚴厲的制止他們。並且給他們講真相，我們是受迫害的。我在以後的講真相、發材料做證實法的事時。不斷多學法、發正念及向內去找不符合法的言行，多歸正自己，這樣做的比較正，邪惡沒有甚麼空可鑽了，家人也逐漸的放心了。

我姐姐有時還主動的向我要材料去發給他們樓道和周圍的世人，她的腎結石病不治而癒。有時我的孩子也幫我去發材料，貼真相標語，還建議這個資料放在甚麼地方，不會被毀壞、丟失，放在哪裏好。丈夫也慢慢的理解大法了。我每天比較忙，晚上回來很晚，家裏的洗衣做飯等家務大多是他們做，從無怨言，有時還幫助我給他的同事講真相。我哥在外地工作，親眼看到我身心的變化，邪黨的邪惡。我也經常給他看真相材料，他又經常出國看到了國外大法的洪傳，轉變非常大，經常在電話中提醒我注意安全。記得有一次車都開出去了又回來了，叮囑我，「一定要注意安全，智慧的去做，要是被抓了你就甚麼事都做不成了。」現在誰要說大法不好他都不愛聽。

每當發材料，貼大法真相、勸三退的時候。我就先發正念，破除這樓道所有眾生每個人背後的邪惡干擾，讓他們都認認真真的看真相，然後都能夠得救，讓這樓道的人誰都不出來干擾我們。

由於自己身體不好，通過修煉病好了的實例，我平時經常跟世人講真相，人們也都知道了惡黨的邪惡，勸三退也比較容易了，我的親朋好友大部份都退了。

師父把有緣人都送到面前，就看我們如何做。對此，我是深有體會，我的同學都是從小學到中學一直沒有分班。雖然在一個城市但有的已經二三十年都未見面了，我發出一念，同學一定要聚會一次，因為上學時自己是班長，也有這個便利條件，現在我想也不是偶然的，於是就發動能聯繫上的同學到處打聽、聯繫。

結果只用了二十天的時間，絕大多數都聯繫上了（共計四十來人），並且中途轉走的同學都給聚來了，同學們都說，「你怎麼這麼能耐呀，從哪兒把他們挖出來的，真得謝謝你呀！」可我知道是師父幫助我找到的，我給他們每個人講了真相，準備了《九評》、《小冊子》等真相資料。他們絕大多數都退出了邪惡黨（團隊）組織了，有的同學家人也都退了。現在我的家人嫂子、兒子等也幫助做三退救人了。

（第三屆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書面交流大會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