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八日，中共在蘇家屯犯下的驚天罪惡被曝光後，作為同修可能都很沉痛。在揭露這罪惡的同時，也在檢查自己，最後意識到：如果沒有看守所、勞教所、監獄對大法弟子的非法關押，就不會有秘密集中營；如果沒有惡人惡警對大法弟子的非法抓捕，也就不會有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事情發生。緊接著明慧首頁明確提出「徹底結束看守所、勞教所、監獄對大法弟子的非法關押」，這說明正法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進程，我們的修煉也隨之走入一個新的階段。

緊跟正法進程，出現了劉季芝事件、高碑店五名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事件，為了徹底結束惡人惡警對大法弟子的非法抓捕，當地同修在曝光幾年來惡警惡行的同時，把惡警告上了法庭，在幾個縣同修共同努力下，對劉季芝滅口計劃破產，另一件大法弟子被打傷的官司也在進行中。同時對勞教所、監獄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同修們也在大力營救。

從勞教所、監獄的動態上看出邪惡也在活動。有一監獄，從沒有出現過接待室登記一說，最近有的監獄不管是誰，也不管接見不接見，去那兒就讓登記，真是邪惡之至。甚至出現陪同家屬要人的大法弟子被非法綁架事件。對於保定勞教所，下半年來，去近距離發正念的人多了，也就是說，清除邪惡的火力已經更直接的集中的針對著勞教所、監獄了。

我們能跟上正法進程，這是好事，但是出現這麼大的迫害，教訓也是慘痛的。

首先，我覺的近距離發正念出現了一種大幫哄、一時熱的情況。舉個例子說：盧寶被非法綁架後，一倡議，一下子去了百十號人，可是再以後其家屬幾乎每天去派出所要人，就再也沒看到有去發正念的了。這就正如師父經文《挖根》上說：「法講明了你們才動，沒有講明你們就不動或反向動，我不能承認這種行為是修煉。」

因為是大幫哄，所以去勞教所發正念基點就不純正，有的好久不見了，親熱的噓寒問暖。本來是發正念去了，一下子成了難得一見、交流感情的機會了。這怎麼能行呢？有的開始挺好，見別人這樣，不好意思去糾正，後來自己也不由自主的隨著走了。開始一兩個人，後來就大部份都成這樣了。一個人、兩個人，那是個人問題，大多數都這樣，舊勢力黑手就鑽了空子。

第二點：就是不理智。有的人說：怕甚麼，就在勞教所大門口發。所以群集在勞教所大門外，給了邪惡迫害的藉口了。

第三點：組織者的責任。對於大的活動，組織者起著很關鍵的作用。讓那麼多人去發正念，就應該把注意事項事先切磋一下，把大法弟子的安全放在首位，並時刻關注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從這一點上來看，也反映出保定市整體協調的不成熟。

第四點：切磋交流不夠，對於大的活動，應該多交流。比如關於對正法進程的認識，關於對近距離發正念的認識。特別是出現大幫哄後，本來早已意識到，卻沒有及時交流，給了邪惡可乘之機，這也說明了保定整體的散和間隔很大。

由以上幾點，總結的教訓是：

一、無論做甚麼，主意識要清楚自己是修煉人、是正法時期大法弟子，不要成為常人做大法的事。

舉個例子說，去北京證實法，有的人不報姓名，他說他不報姓名是為了不讓更多的人參與迫害。也有的人不報姓名，是因為同去的同修說「我們去北京不要報姓名」。所以結果是不同的。前者沒有被迫害，後者就是怎麼打也不報姓名，因為同修說了不要報姓名。一個常人，你告訴他不報姓名，常人也能做到怎麼被打也不報姓名，可他是個常人，所以同修們啊，我們無論做甚麼都要「站在法上認識法」。

二、主動圓容法

七年的風風雨雨，到現在應該知道怎麼做了。有的同修一味依賴協調人，以至形成一個固定思維：本地學員一盤散沙是協調人有問題；同修遭到迫害了是協調人沒做好；有甚麼問題了，就說「找不到協調人，怎麼解決呀？」好像是在為協調人修。

其實協調人也是修煉中的人，他只是一個聯繫人，他把消息傳遞給大家，大家聽到消息後，就應該自己拿出自己應該怎麼做的辦法來，那才是自己在修。

三、在正念上，凸現不足

師父把功能給了我們，那麼多大法弟子，卻沒有一個定住那群惡徒。這也是我們對近距離發正念認識的不足所致。既然是近距離發正念去了，就是找邪惡去了，邪惡來了，這不是證悟近距離發正念法理的好機會嗎？大法弟子不是在實踐這個法嗎？那麼跑甚麼？這裏不是指責，我知道說是好說，做起來就沒有說這麼簡單了。也是說我們沒有經驗，第一次沒做好，那就以後做好。

四、上半年多次提倡把自己被迫害的材料寫出來，向當地民眾揭露當地邪惡，但是，幾乎沒有人寫，也給了邪惡存在的市場，有意無意的在默認邪惡的迫害，也是邪惡在光天化日之下敢於行兇的一個主要原因。

在這裏借明慧一角，再一次提出希望保定市廣大同修詳細的寫出自己自從邪惡打壓以來的全部受迫害材料。

五、我們的修煉形式是前無古人的，沒有參照、沒有鋪好的路，我們是在摸索著走路，靠的是師父給我們講的法，在證實大法的路上，難免不小心摔一跤。但是我們摔倒了就快爬起來，不互相埋怨、指責，也不氣餒，認準的路，只要在法中，那就一走到底。

以上是個人認識，層次有限，不妥之處，敬請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