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父教我們提高心性做好人，告訴我們「真、善、忍是衡量好壞人的唯一標準」，「心性多高功多高」等。自己時時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做好人，善待別人。走在馬路上看見碎玻璃等怕扎壞別人的車子，就主動把它們撿走。下雨天我們前面一段大馬路沖壞後，我就去墊；去市場有水坑，行人難走，我就在家拿鐵锨去修，路過的人經常受感動和我一起修。學大法後做生意公平交易從不缺斤短兩。我努力的按大法的要求做一個好人，我家裏、鄉鄰都相處得非常和睦。

到1999年7月份，大隊幹部夏敬修、郭永去煉功點這家說：「以後不許在一起煉功。」我們功友問是誰說的，他倆說是鄉政府來人了，說是上級說的。我想：到底是怎麼回事？為甚麼做好人都不行？

於是，在7月29號，我決定到北京上訪，當時到處一片恐怖，限制大法弟子進京上訪。為了問個究竟，我騎自行車去了北京。到北京天色已晚，到火車站買了張火車票待了一夜，第二天去上訪。一到市裏剛下公交車沒走多遠就叫警察截住了。一夥警察說：「這準是煉法輪功的」，強行把我推上了他們的車。一會就截了一車拉到了一個地方，問了我們的地址，分別又推上另一輛汽車，又拉到一個大體育館，拉去了好多人，下午就拉回了定興。他們不給上訪的自由，不給答覆，就是不讓煉。晚上，電視台又開始播放污衊法輪功的東西。後來又限制了我們一切自由，鄉村幹部全力以赴的按村按人都專人看管，天天到大隊報到、不許出遠門、沒收大法資料、寫保證書等等。真是烏雲壓頂。

當時鄉里一個姓秦的看著我，每天到我家去，我給他講大法的好處，他說不讓煉你就不要煉了，你還擰得過政府。後來他們利誘普通老百姓參與迫害大法弟子：誰舉報有煉功的獎勵3000元。鄉里主抓迫害法輪功的黨委副書記任金田經常派人去我家騷擾，鬧得我一家人擔驚受怕。派出所的楊建民帶一幫人把我家貼的真善忍條幅都給撕走了。

一年後，我為了堅持正義，給大法討回公道，於2000年9月底又騎自行車去了北京上訪。到了北京看到處處是警察在抓人，沒有說理的地方，信訪站變成了抓人站。在這種恐怖下，我只好去了天安門，告訴全世界的人們：真善忍好！法輪大法好！

在10月1號那天，大法弟子去北京的很多，我們有的打開「真善忍」的橫幅，穿藍色服裝的警察一個挨一個、便衣警察有的拿著電棒、有的揮舞膠皮棒對這些善良的人們大打出手，打得到處是血和躺著的人。我頂著他們的棒打腳踢闖了過去喊：我們都是好人不能打。一會，一車一車的強行把人裝上汽車拉到了一個地方。途中，大法弟子們在車上一邊走一邊向世人齊聲喊：「法輪大法好！……」兩邊人山人海的。我們這些善良的人們一起背「論語」，告訴那些人大法的好處。後來我們又被分別拉到了四郊的各個拘留所裏。後來又單獨審問我們是哪個地方的，我說你們答應我個條件我就告訴你們，他讓我說，我說：「法輪大法是正法！真善忍是天理！對國家、對每個人民百姓都有百利而無一害，要轉告政府把法輪功改為利國利民的好功法，給我們一個修煉的環境。」因為這件事他們不答應，我不說。他們的大官去了兩次嚇唬我說：不說就把你扔到老山背後去餵老虎，滅了你們這點人，中國一點也不顯人少等等。但我依然堅持，最後那個大官終於答應了我，讓審查員把我的話記在筆錄上，我告訴了他們我的住址，他們讓我回到了剛來的那個屋。

過了一會兒，已經是晚上了，我們鄉政法委書記任金田和派出所的一個打手楊建民坐著小汽車就來了。來了就讓我出來，我還沒出門，這二人就輪流使勁的抽我耳光，一下就把我抽倒在地，站起來又抽，照耳朵打，想把我打聾。後又把我拉到一個軍人站崗的地方，讓我按了全手印，照了相。又用車把我拉到了一個小巷，下了車。任金田和一個大個子又開始打我。我站著，他倆先用手打我耳光，用穿著皮鞋的腳踹我的前後心，我看他們就是想把我的內臟打傷，他們手打累了，任金田就拿出了帶刺的膠棒打我，那個大個子用公文包抽我的臉，公文包打爛了，任金田說：「哼！還挺經打！」踢我腿讓我跪下，我不跪，就蹬我後腿，我就坐下了。就不打了，讓我罵師父，我不罵，他們沒辦法。

後來又把我弄到一個樓裏，裏邊都是鄉幹部。聽說各鄉各縣在北京都住有管法輪功學員的人。他們連夜把我拉回鄉派出所。我已進屋，屋裏好多男女大法弟子，一看我就哭。我說不要這樣，沒事！第二天一照鏡子，臉腫的嘴都歪了。

到了晚上，鄉里來了一大幫打手，把大法弟子叫到院子裏排成兩行，還有兩個用手銬銬在大樹上，十幾個打手拿著銅芯電線擰成的鞭子，拼命的抽打我們的手背、臉，讓我們跪下。穿著大皮鞋踢我們的前後心，一踢一個跟頭；用手打耳光，專照耳朵打，而且都是大個子打手銬在樹上的打得更狠，直到打得人們不能動了。打得我呼吸困難，昏過去了才不打了。

估計打了兩個小時左右。人們剛進屋天就打起了驚天動地的大雷。第二天晚上，對個別大法弟子單獨調開打，只聽牆壁震得咚咚響。打得人躺在地上不能動了，才架到屋裏一扔。有人看見一未婚女大法弟子被它們扒光衣服抽打，我們屋只能聽見慘痛的叫喊聲，等架到我們屋的時候已不能動彈。

接下來的那些日子每天都有抓去的大法弟子，都被打得上下青紫。每天晚上輪番的抽打，把笤帚都打爛了。有的打得眼睛已經睜不開了，家屬去看沒有不哭的。後來讓家屬拿5000元去換人回家，有的家裏怕把人打死就拿錢把人換回去了。在房家莊派出所待到10月15號把剩下的人就轉到楊村鄉里去了，到鄉里時還有30人左右。每天晚上想法打人，不讓睡覺，兩個人輪流看著我們，一直到農曆12月份。縣裏召開誣蔑法輪功的大會要我去發言，我說你們讓我自己寫材料我就去，你們寫材料我不去，為這事鄉政府副法委書記任金田和司法一把手趙常亮輪流對我連踢帶打，一邊打一邊問我去不去，打了我一個小時左右，始終我說不去，把笤帚把也打爛了。後來他們找了別人，才不打了。

直到農曆新年前夕，家裏托了一個在公安工作的人，少要了點錢，被勒索2500元錢才讓回家。整整關了我四個月的時間。在這期間，孩子們也不能安心工作，老伴兒跟著擔驚受怕，還得給我送飯。其中有一次家裏就剩老伴兒一個人病得很嚴重，給我捎信。他們都不讓回家去看，多次哀求才讓看了一次。還是兩個人帶我回去的，晚上待了一會兒，老伴兒直哭，說她昨天晚上差點死了，吐了一身東西自己卻不知道，後醒過來才知道自己吐了。老伴兒哀求不要我走，那兩個人說甚麼也不肯，硬把我帶走了。

回家後村裏派人看著我，出遠門要報告。非法剝奪了我的基本自由權。

2002年5月份鄉派出所所長孫豔利、楊建民等人又把我從家裏綁架到李鬱莊洗腦班進行殘酷迫害。方式是以軍訓為名譽體罰人做俯臥撐50個，不行就打，站隊列時腳出的快了不行，慢了不行，用小棍使勁戳腳面，經常在人身後冷不防的一腳踢個大跟頭。有一次我轉錯了，它們就用檯球桿戳我的肋骨，疼了好長時間。

有一次跟他們講真相，說華佗給曹操看病，華佗說曹操有腦瘤得動手術，曹操以為華佗要害他，把華佗打入監牢。後曹操犯病找華佗，可華佗已經死在監獄了。李愛軍說：法輪功是為了人好吧？我說是，當時一群人圍上來把我的手往後一擰，就開始亂打。把我的牙也打動了，胳膊擰的肩膀扇子骨疼得不能動了，被打的大小便失禁，弄了一褲子屎。到第二天又對我瘋狂毆打，因自己人心太重，隨和了他們，後來寫了「三書」又被勒索1300元回家。前後受迫害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到2004年過年前，因堅持修煉，縣「610」一夥與鄉派出所的一些人又去了我家，把我兒媳全屋翻了個遍，翻走了兒子結婚時的借賬單，他們硬說是大法弟子集的資。幾個人把我強行抬到車裏，老伴兒追，它們攔著。把我拉到國保大隊，我給它們講了好多，它們在做違反法律的事。他們卻說：我們就是要管法輪功……由於我對法理解不深，悟性差，我說：「那你們非要這樣我也沒有辦法。」這一下他們就開始對我訊問，為那張賬單打了我半個晚上。說我為大法集款買電腦等，三人輪流打，手打疼了用棍打。

我的手背被打得流了血，臉也打破了。後來惡警強制我跪著，我向前平伸著，不讓我動，天快亮了才停下來。它們去睡覺，留一個人看著我。到第二天把借賬條子跟我一說，我說是兒子結婚的賬單，才不提這事了。後來他們說我煉法輪功擾亂社會治安，又送拘留所關押十幾天，到過年時又勒索了300元，才讓我回家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