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國治民上，老子主張君主「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自然之道治民。在老子的眼中，社會也是那麼自然的演化，君主所需奉行的僅是「上德無為而無不為。」（38章），推崇道德，不人為的強做甚麼，反而能把該做的都做好。「無為而治」在《道德經》中被反覆強調。在老子看來，理想的君主應是「清靜無為」的，他順道化民，僅此而已。對民眾來說，「帝力與我何有哉？」對君王而言：「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57章）。這就是《道德經》論述的最理想的治國狀態。

從歷史上看，西漢前期的治國策略明顯的受到老子「無為而治」的影響。漢王朝建立初期，社會經濟極為困難，財政捉襟見肘，從漢高祖劉邦開始，推行老子的「無為」主張，與民休養生息，不妄加擾動，聽任民間自由發展。經過七十年的治理，成就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唐太宗也把老子「清靜無為」思想，作為治國的理論基礎，堅持「撫民以靜」的治國之策，開創了「貞觀之治」的大唐盛世。

《道德經》表面上講的是當王、治國的道理，可實質上這是一本指導人修道的書，修道的人在修煉的不同境界對《道德經》會有不同的理解。換個角度說，《道德經》所講道理在常人這一層的涵義，能起到指導君王治國安邦的作用，但他卻是一本講修煉的書，而不是老子為了和常人一起「搞政治」而寫的，所以修煉人看懂多少就能修到相應的超越世俗的境界中去，卻絕不會反而執迷於世間的權力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