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團開始迫害法輪功。在2000年12月30日，我懷著對政府的信任去北京天安門和平請願。

當日我和幾個同修剛踏入廣場幾步，就有便衣警察前來盤問我們是否修煉法輪功，還讓我們罵師父和大法。我們不罵便猜出我們是煉法輪功的，並用很粗暴的方式把其他幾個大法弟子弄到車上。我見此狀便撒出口袋裏的傳單，高呼我的心聲：“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還大法清白！還師父清白！”呼聲未落，惡警們就把我摁在地上，腳踏著我的後背。隨後我和同修們被非法送到天安門派出所。沒有交代姓名及住址的被帶到後院，我也不例外。我看到惡警狠狠的揍那些同修，而同修們還是堅強的背誦《洪吟》。後來我們這些沒有屈服的人被送到了朝陽區分局。

誰知那裏竟是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間地獄。

到那裏後，惡警們讓我們全蹲下，不允許起來。有的大法弟子被惡警揪出來打，他們給我們每個人檢查身體，隨時都有挨打的可能。折騰了好半天，把我們送進號裏。他們非法沒收了我們的所有錢物、鞋帶、腰帶，說是出來後歸還，可到現在還未歸還。在那裏經常可以聽到惡警的污言穢語。我們每天坐板盤腿， 睡覺都立板睡，吃飯時都是號長和刑事犯先挑，剩下的才給我們吃，而且都是窩頭和煮白菜。

一次我在裏面帶頭煉功。號長和刑事犯讓我們躺下。我說：“我們學的是真善忍，沒有犯罪。”我要求煉功並盤腿打坐。號長和刑事犯們瘋狂的揪著我的頭往牆上撞，嘴裏還髒話連篇。他們揍了我一會兒，就把惡警叫來了。惡警把我叫到外面的樓道（同修怕我受傷害，阻攔時被痛打一頓），對我說：“你不再要求煉功，我們就放你回號。”我說：“我是好人，我修的是真善忍，沒有錯。”於是他們把我帶到一間刑訊室。屋裏已有兩個大法弟子，雙手被綁，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像十字架上的耶穌。寒冬臘月，她們被扒的幾乎一絲不掛；嘴和鼻子被塑料器皿扣著，被憋的順著嘴角吐白沫。他們讓我看這兩個大法弟子並問我還煉不煉。我說：“煉！”於是他們對我非法使用了一系列慘無人道的酷刑：讓我背銬同時雙膝跪地，兩個惡警把我的小腿搬向外側，他們再站在我的小腿上不停的跳；前面站著的惡警不停的用手抽或皮鞋踢我的臉；後面的惡警坐在凳子上使勁用腳蹬著綁著我雙手的手銬並用雙手用力揪著我的辮子。直到我逐漸昏厥不省人事。

而這只是對我實施的酷刑中的一種而已。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感覺有人往我臉上潑水，還有人摸我的脈搏，又聽到有人說：“她死不了，死了，我們就說她是自殺。江主席說了，打死法輪功的算白打，打死算自殺。你們儘管狠狠的打！”另一個女惡警說：“一會兒我值班可不像他，我要你們一人領兩個煉法輪功的，給她們每個人陰部插一根點著的煙，讓她們嘗嘗是甚麼滋味。”接著回頭對著我吩咐刑事犯說：“一會找來一個用過的衛生巾，塞她嘴裏。”他還囑咐那些刑事犯，“往死裏打，只要不說出姓名、住址，打死一扔就完了。”他們停手的時候，我只有半口氣了，像抽筋一樣癱在地上，手銬也陷在肉裏出不來了。他們還讓其他一些同修們來參觀我們三個人，恐嚇他們。後來幾個人把我拖回號裏。至於那兩個大法弟子的生死我就全然不知了。

回號後，他們禁止我喝水。我還經常看到從我們窗前經過的大法弟子。她們當中有絕食往鼻子裏插管灌食的，還有像我一樣被反覆折磨的。後來我想我要面對自己應該面對的一切，就說出了我的姓名和住址。（還是消極承受了迫害）

當地的派出所派惡警把我接了回去。路上他們罵我，“你怎麼不跳樓死了呢，那樣我們也省心了。”他們先逼我錄口供，還用電棒恐嚇我。後來他們把我送到了看守所。我在看守所度過了2000年的春節。三十那天，我們絕食，高聲背誦經文。惡警們進來把我們挨個踹倒在地，後讓我們排好隊，脫下一隻鞋用鞋底狠狠的抽我們。我在看守所期間，我丈夫先後被惡警敲詐人民幣5000餘元，家人承受了莫大的痛苦。經過兩個半月的煎熬，我終於被無罪釋放。

雖然我已被無罪釋放，但是由於當地派出所、鄉610頻繁去我家非法騷擾，無視普通百姓的人權，孩子、大人長期處於恐懼中。我丈夫承受不了當時邪惡形勢下的巨大壓力，與我脫離了夫妻關係。

請善良的人們冷靜的想一想，法輪大法教我學的是：真、善、忍，做好人，而且祛病健身有神奇的效果，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這樣好的功法卻遭到江氏集團的瘋狂迫害，他們的所作所為真是天理難容！在這裏我奉勸那些不明真象的人們，為自己的未來著想，一定要分清善惡，記住大法的美好，更千萬不要對大法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