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初，我與另一名悉尼大法弟子申請赴俄羅斯的簽證，遞交申請後，工作人員叫我們等待。一會出來說我們的申請不受理。當我們詢問原因時，他明確的說，因為接到中國外交部提供的一份大法弟子的名單，上級要求他們在名單上的人不給辦理簽證。我們試圖說服做為一個主權國，不應受中共的控制時，他無奈的表示無能為力。當我們舉例有些朋友前幾天申請簽證，已經獲批准時，他說是前兩天，五月底才接到的文件。當我們要求文件副本時，他說不能給我們，但可以負責的告訴我們確實有這份文件。

2003年4月份，我與母親住在HOMEBUSH區的一位大法弟子家，我才購買的新車，連續四次輪胎被扎破，最嚴重的一次是四個輪胎同時刺破，去修理時，被告知已無法修理，我只好從新買了四個輪胎。這幾次都是在早晨我上班之前，嚴重的影響了我正常的工作、生活。我向地區的警察局報了警，兩名警察迅速來了解情況，作了記錄。當我提出此事與中領館有關的懷疑，警察毫不驚奇，但因為沒有掌握更多的證據，不能直接向領館交涉。

這次事件對我的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在這之前我們與另一位同修同住，在她回國探親時，被中共警察抓走，在監獄裏關了8天。因為她是澳大利亞公民，雖然最後被澳大利亞政府救出，然而她在國內的父母多次被公安威脅。她在澳大利亞的家庭也多日沉浸在擔憂與恐懼之中，剛從國內來看望我的八十多歲的老母親親眼見證了這一切，感到巨大的恐懼。輪胎事件後，她心有餘悸的說，中共太猖狂了，甚至在國外都能感到他們無處不在的黑手。

有了這兩次經歷，當聽到陳用林所披露的中共在澳大利亞有1000多名間諜時，我毫不懷疑這個消息的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