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我們知道中共當局鎮壓法輪功，已經差不多是將近六年的時間了；那麼在中國境內，可以說是極少的律師會有勇氣願意為法輪功人士做辯護律師。我知道您是給幾位法輪功學員做辯護律師，您能不能談一談這方面的情況？

郭國汀：為法輪功辯護，應該是04年的10月份。但是，我之所以為法輪功辯護，並不是我本身是個修煉者，或者是我是個法輪功信仰者，不是基於這個理由。而是因為我認為當局的這種做法，一是勞民傷財，第二呢就是禍國殃民。之所以會做出這種判斷，應該說是基於常識。

記者：您接的第一個法輪功學員的案子是誰的案子？是甚麼時候？

郭國汀：這個應該是04年的年底，第一個案件是黃雄，就是在上海已經失蹤快兩年的一個年輕人；他哥哥是個博士，從美國委託我，幫他尋找他弟弟。那麼為此，我走訪了好多單位，走訪了這個警察，查他弟弟的下落，他最後失蹤的地點就是在同濟大學，還有普陀公安分局，還有一個是提籃橋監獄，這三個地方是能夠查到，如果他在上海，或者被判刑，或者被抓了，這三個地方一定能查得出來。

記者：您查到他的下落了，是嗎？

郭國汀：沒有查到，最後就沒有下落。

記者：那等於說，您就是接手這樣的案子，可以講是要費很多額外的功夫和辛苦。我知道您也接了一個叫做瞿延來的法輪功學員的案子，這個案子好像過程也很曲折。

郭國汀：申訴，他是申訴了，已經是判決生效的案件，難度是非常大的，在大陸這種案件，幾乎可以說是死案吧。就是你要翻過來，或者要他立案，真的難於上青天。儘管如此延來的母親，她是認為無論如何只要是能夠盡力，她一定要做；那我說你要做那我沒問題，我說我先研究一下有關法輪功的來龍去脈。因為在此之前我只是辦了一個尋找人，找人是不需要了解他的背景的，也不需要了解有關的法律，或者是法輪功到底是甚麼東西。所以在受理這個案件以後，我就開始研究法輪功，第一次從全方位的研究。就是包括正面的、反面的，包括當局的觀點，或者說當局的有關的法規，有關法輪功自己的辯護和自己寫的很多文章，大概網上搜集了四、五百篇吧，就是這些文章我都通讀過一遍；那《轉法輪》我也讀完一遍，在網上讀的，還有李洪志先生的各次演講全部讀了一遍。

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提出了一個觀點，我說如果說三百條是合法的，或者是刑法三百條就是可以適用的，那麼這個案子要推翻過來很難很難，但這個案子的關鍵就在於要釜底抽薪，要必須徹底去推翻整個案件，包括這個法律，才有希望打贏這個官司，這是我研究以後得出來的結論。所以我就沒有急急忙忙，比如說馬上就申請再審；我首先要會見他，我一定要會見了這個讓我很感興趣的一個當事人，因為他絕食絕水七百八十天吧。

記者：這真可以說是一個奇蹟了。

郭國汀：哈哈，應該是一個奇蹟，我覺得。說明這個瞿延來的意志力啊是非常堅強的，或者是非常超常的吧。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開始提出申請要會見瞿延來，我認為做律師有一個前提條件要了解所有的細節，瞿延來在法庭上是一言不發。瞿延來本身沒有任何口供，在被抓以後沒有任何口供，所以我一定要見到他，要他來澄清事實，還有他有甚麼想法、他有甚麼看法，這是我們律師工作的一個大原則吧。

記者：看來這個案子從一開始就困難重重。

郭國汀：對，我先後四次吧書面申請，向這個提籃橋監獄當局提出申請會見，但是當局剛開始很客氣，都是婉言拒絕，發展到後來就越來越無理，我認為；明顯違法，就是說你不讓律師見，你這個明顯違反法律的規定，四十八小時這是法律已經明文規定的，而且這個四十八小時本身就是，我認為已經很離譜了，這種規定本身是很離譜的，你連離譜的法律都不遵守。

記者：當局者這麼不拿這些東西當回事。

郭國汀：對。還有十天就要過年了，我又寫了第四次的申請，因為原來我僅僅是向監獄當局申請，後來我就向抄送司法局長、監獄局長，而且我也明確告訴他們，我說如果你們繼續拒絕的話，我將下一步就要向司法部國家監獄管理局，到最高當局申請，如果還不理睬，我就準備強迫公布。一直等到大年三十沒有給我任何回應，所以我在大年三十那天，就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百無一用是中國律師」。

記者：我拜讀過您幾篇文章，你文章裏是充滿了無奈。

郭國汀：這篇文章實際上呢，一方面我是以嘲諷自己的口吻來寫這篇文章；另一方面，我的目的是要披露真象，披露這個司法當局對處理這個法輪功啊，這個種種不合法，當局你違反自己制定的法律的這種做法，你實際上是在破壞人們對法律的信念，這是你自己在做這種事，那麼你而且上海又是全中國，應該說是最先進的地方，那麼你連上海都如此，你可想而知其他地方是怎麼個情況。所以我認為我必須把真象給披露出來，那作為我來講，之所以這樣披露啊，從原則上來講或者從根本上來講，我當時還抱持著對當局的一種信任，但是很遺憾，這些當局我認為當權者呀沒有政治智慧，他們實際上是沒有智慧的人。

記者：您還代理了一個叫陳光輝的法輪功學員的案件。

郭國汀：是的，代理陳光輝的案子，我是專門親自到蘇州大學的附屬醫院去看過陳光輝，已經核實了當事人跟我講的所有情況，門口確實坐著國安，那個便衣都是國安。然後我進去，我裝的是，反正我裝的不是去看他的，我是去看其他人，這樣子進去了；到了那個他的病房，他的病房因為不只陳光輝一個人，好多人，然後我轉到陳光輝的床前，去看了大概不到三分鐘，就被這個國安給趕出來了。在看他這個當中的過程中，我就等於是核實一下，到底是不是雙側腦部粉碎性骨折之類的，看到了確實是頭上兩邊都是被縫起來，頭蓋骨啊都被去掉了，這樣的情況。

他的家屬在跟他談的時候，那個主治醫生就是坦率的講，實際上陳光輝康復的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一，那麼千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零點一的希望，也就是說這個人已經是植物人，已經是不可救藥，至少從正常的觀點來看。那麼家屬要求保外就醫，要求轉院治療，這放到自己家鄉比較附近的地方來，以便家屬二十四小時照顧，都遭到拒絕，這是很不人道的。就是說他們把他關在蘇州，他家屬要到蘇州很遠，好像坐汽車要坐大半天吧，家屬不可能一天到晚在那邊呆著，而且有國安看守在那兒，事實上他給家屬每天只是早晚放風一樣，每天只給一小時、半小時這樣子的照顧。

植物人的照顧，根據常規吧，一般都是要求親人二十四小時不斷的呼喚啊，還有一點點希望，他的太太，就是陳光輝的太太，就是希望呢能夠把他移到自己家鄉附近，他願意，他說哪怕有千分之一的希望，她都要盡最後的努力，她一定要盡努力，他們的要求我認為是很合情也合理、合法。

記者：那陳光輝是因為修煉法輪功被逮捕、被毒打成這個樣子的是嗎？

郭國汀：這點呢就是說他是修煉法輪功這毫無疑問，就是因為他曾經被勞教過，然後後來被判刑判了七年，判七年他已經執行了三年多了吧，他已經在監獄裏面關了三年多呢，他出事呢就是被送到醫院變成植物人呢是在執行、已經在監獄裏面三年多了以後，然後呢監獄當局把他送到醫院的時候，就是說已經四五天以後才通知家屬，說他自殺，按照當局的說法呢是右腦撞牆，由於撞牆了以後反彈，倒在地上，然後倒地的時候左腦也骨折，這個解釋是從醫學的角度來講完全不可能的，一般如果真的下決心自殺的人他撞牆肯定是前額，使勁撞這個才能撞，你要是側面撞沒有力量，沒力氣。

記者：我從一些書中，也看到了許多關於中共當局強制法輪功學員轉化、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毒打的例子。

郭國汀：它是不是被暴打，打成這樣我們不能下絕對的肯定；但是我們是從常識和從醫學這個角度來，我就請教了一些醫學專家，他們不願意出證，而且還不是本地的，不是本地的醫療專家都不願意作證，但是只是口頭跟我做了一些諮詢解釋，他們認為不可能，我個人的判斷他是被打的，打成了這個骨折。

受理這個案子以後，我主要是從法律上來打官司。是不是自殺者就不能夠保外就醫？這是一個。就是首先呢他是不是自殺，退一步，那麼假設我就是把他推到極端了，哪怕他就是自殺的，那麼按照現行的法律規定，我們研究的結果，得出來的結論是，仍然可以保外就醫，不存在不可以保外就醫的問題。那就是說明了甚麼問題呢？是有關部門想掩蓋真象，我認為是這麼回事，那是不是那個我不能肯定，但至少他是掩蓋真象，否則你何必派那麼多，剛剛開始的時候是派了八個國安人員，國安還是公安的人員二十四小時監控，監控了大概有二十幾天，然後才撤離，到現在大概只剩下三、四個國安的監控。

記者：那麼法輪功學員的案子可以說現在在中國是非常普遍，因為我們知道呢大概是有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在被關押，極少的律師願意或是敢於接這樣的案子。您為甚麼會接這樣的案子呢？

郭國汀：我想這個是屬於天生的吧，就是說因為我覺得他們受到了非常不公的待遇和對待，而且是很明顯的非法；同時，又是對國家，對整個國家是一場大災難。之所以這樣做，我認為是我的信念，就是我覺得我是天生的真、善，就是我天生的認同他這種理念，法輪功的這種理念；再加上我認為，就是說正因為沒有人站出來為法輪功說話，或為法輪功辯護，那麼就是實際上跟希特勒當年迫害猶太人是一樣的道理，誰都不說，最後誰都受迫害。所以我說沒有人站出來，我站出來，我認為作一個律師，應該是主持正義，或者伸張正義，或者說維護人們的權利也好、人權也好，這是律師的天職。所以我後來為甚麼會放棄，或者說不叫放棄，就是說淡化這個海事律師的業務，轉到人權律師這個領域，是我認為當前，或者目前中國最需要的是人權律師，因為中國的人權現狀，實在令人不敢恭維，或者說令人擔憂！

記者：由於您自己後來被抓，那麼您代理的幾名法輪功學員的案子，當然就沒有結論了！好，郭國汀律師，謝謝您接受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