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1日早6點，我們18名大法學員從牡丹江市看守所出發，於中午11點左右抵達女監。下午1點左右，我們開始一個個被幹警領走了，我被一名幹警領到小號的一個房間內，由現任看守隊林冠（男）和兩名女幹警負責轉化我。我被強行蹲在地上和他們交談，其間不斷有幹警前來詢問：「還沒搞定啊？」有的人勸兩句看不聽就走了，也有幹警惡狠狠的搧嘴巴子，踢幾腳也走了。

集訓隊於暢（現在九監區）進來後，讓我靠近她蹲下，問轉不轉化？寫不寫保證？我說：「大法這麼好往哪轉啊？不寫保證！」她惡狠狠一腳把我踹倒在地，又命令我蹲過來，問一句打幾個嘴巴子，踢幾腳，打累了喘口氣再打，實在不行了也走了。林冠幾個人晚12點鐘左右，看我仍不轉化，一下躥到地上揪住我的長頭髮，拖起我瘦小的身體掄了好幾圈。當我披頭散髮含著淚水被領回三樓中廳時，已有好幾名同修在那裏了（董林貴、劉坤、趙欣、孫貴芝等），看到她們的模樣，我知道她們也遭受到了和我一樣的迫害。

林冠跟當晚值班幹警耳語幾句就離開了，晚上2點左右我們剩下的8名同修戴背銬和衣睡在地上的行李上，度過了初來女監的第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對我們全身搜查，在中廳眾目睽睽之下，要求我們脫掉所有衣服，不服從就強行執行，並要求每人下蹲三次，以便檢查陰道內是否夾帶物品。在這裏我們毫無人格尊嚴，參與搜身的犯人高紅霞（現在小號任雜工），幹警王亞麗（現任巡邏隊副隊長），集訓隊姚傑拿過犯人找來的一些破舊囚服讓我們穿，讓雜工犯人給我們剪頭，一剪子下去，有的地方都露出頭皮來了，有點像文革時搞的陰陽頭，這是殘害人身心的另一種方式。接下來是十幾天的「強制體能訓練」，走正步、立軍姿、做體操，不合格就在烈日下曝曬半小時。劉坤當場被曬昏過去，被送到醫務室搶救。現在七監區的孫貴芝說：「我是煉功人，只煉功，不練體操。」50多歲的老人一遍遍被罰蛙跳（雙手後翹，下蹲向前跳），後我們因不報告自己是犯人，被王亞麗、鄭傑（八監區大隊長）掄了幾個嘴巴子，並罰站開飛機（雙手後翹，上身半蹶）。拳打腳踢是常有的事，睡地鋪、戴背銬，由當時獄政科犯人王丹、呂迎春（現集訓隊）看管，當時王亞麗任集訓隊隊長，負責迫害我的是鄭傑、姚傑。

2002年10月份，我被分到八監區。在八監區大法學員的「吃穿住行」都在五聯保犯人的嚴密監控下進行，互相之間不許交談，有的大法學員連日用品都沒有，也不允許其他大法學員給提供；更有甚者同在一室也不許交談，不許到室外放風。因我不承認強加的犯人身份，不在衣物上加蓋「犯」字，有時我弟弟接見他們不讓拿東西，有時只拿東西不讓接見，最長一次半年多才讓家人接見。我母親的來信多次被扣留。

2003年4月大法學員們開始陸續罷工抵制這種迫害，任淑賢、王洪傑等人被加戴戒具，反銬雙手，腳尖點地十字架型吊在監舍鐵床上，由犯人王鳳春（已出監）、張明美等人看管長達20天之久，任淑賢雙腿浮腫，皮膚皸裂。

2003年7月初大法學員張淑哲、趙欣在獄長領「五查」參觀之際，向獄長反映情況，被關入小號，之後我與張淑琴、呂玉君等人也拒絕出工抵制迫害，每天早上「五聯保」，犯人王曉東、李鐵麗、王文傑、劉麗等人將我從監舍走廊一直拖拽到樓下，再拖到車間三樓，衣服褲子鞋都被拖壞了，後背磨破了，脖子被勒出一道道血印。有一次大頭朝下被拽上樓梯，我差點被勒死過去。白天反綁坐在車間辦公室冰涼的水泥地上，王愛華等人也被拖進來，被犯人楊平、李桂香（現五監區）連扇帶打。呂玉君被吊在暖氣管上，雙手拳過頭，腳尖點地，整整一宿沒放下來。我也被綁在凳子上，犯人李貴紅（現已出監）用竹條使勁抽我的腿上、身上。獄裏最終同意了我們不出工的要求，7月中旬車間的30餘名大法學員回到監舍。

2003年9月初，獄裏派出獄偵、獄政、教改、衛生科聯合轉化八監區大法學員。開始我們每屋三、四個人分別反綁坐在各自居住的監舍水泥地上，我和田貴青、賈淑英、趙欣四人由犯人顧文娟（已出監）看管，不許洗漱、睡覺、說話，反綁吊坐在地上，最嚴重一次我們雙手反背吊在鐵床上最高處，腳尖點地，20多分鐘後手就發麻變青，胳膊肌肉被嚴重拉傷，大粒汗水和淚水流下來，一小時過後，道長趙豔華通知都放下來時，很多人的胳膊、手都不會動了。

十幾天的時間裏同修先後被拉到後院男犯監區強制「訓練」，每天早上都可以聽到同修被拉拽時的哭喊聲，當時帶隊的有鄭傑（大隊長），張春華（專管法輪功的副大隊），八監區幾乎所有幹警都參與了此事，誰當班誰跟隊，犯人是專門抽調上來的，有王鳳春、趙燕、郭淑賢、王麗紅等人，四大科室十幾名幹警由教改科長肖林帶隊，又從服務大隊抽調了十幾名犯人協助迫害。打、罵、踢、拽、罰蹲、跑步、吊掛在鐵欄杆上，用電棍電、打，每人一天只給幾口飯吃，不讓喝水，68歲老人王淑芝也不例外。

晚上這些大法學員被關在舊樓被稱作「拐巴子」那間屋的地上，拴在一根竹竿的兩頭，一個動就全動，不允許閉眼睛、睡覺、洗漱，有時上廁所也不給打開手銬，稍不服從就連踢帶打。王愛華被綁吊在窗戶的鐵欄杆上，被犯人王鳳春、黃鶴等人打得渾身青紫，面目皆非，張豔芳（獄中得法）被扒光褲頭用木棍、小白龍（塑料管）抽打，又用鹽水往上抹，為掩蓋其令人髮指的罪行，她們二人被送到小號40餘天，剛進去時原來認識她們的幹警都認不出來她們了，惡警們對外宣稱送進病號養傷了。

犯人王鳳春拿著將近一寸見方的木棍打我和張淑哲、裏玉書、王洪傑的腳骨頭上，棍子打折了又換一根，在以後一年裏我們腳總是不時的疼痛。最後我們也被綁在一根竹竿上，不允許閉眼，犯人趙燕（哈市人已出監）把牙籤折斷支我們眼皮，拿帶針頭的針管往我們眼睛裏哧水，不允許睡覺，睡覺就用棍子打，坐在冰涼的水泥地上，不許坐墊，不許穿棉衣。當時舊樓改造，10月的涼風從剛換上塑料鋼窗與牆壁之間的大縫子中吹進來，徹夜無眠。

大家開始絕食抵制迫害，第三天灌食張淑哲因身體虛弱，當時被灌得大小便失禁，手腳不停抽搐，緊急搶救後被安置在一張海綿墊子上繼續灌食，我們幾個人一直被反扣坐在地上，給我們灌流食，從鼻子插進一根長約1米、粗6-7毫米的膠皮管一直下到胃裏，24小時不取出，鼻腔、咽喉腫痛、發音困難。第六天我開始出現神志不清，高燒39度，衛生所商曉梅檢查後強行給我打退燒藥，並將胃管取出，發現胃管底端已被胃液腐蝕潰爛。自此我們每6天被取出一次胃管清洗，長達50天之久，其間每天灌食兩次（一次奶粉、一次玉米麵粥，每次14管共350毫升），為讓我們喝水，裏面加入大量食鹽，一袋500克食鹽6個人用，不到一個星期就用光了。更有甚者大法學員劉麗萍一次就被灌了半袋鹽，當時劉麗萍大便失禁，拉黑水，嘴裏兩側的肌肉鹹得發木，失去知覺，道長趙豔華還說：我這是為了你好。灌食過程無獄醫在場，完全由犯人宋麗波、郭淑賢操作，11月初結束了這場慘無人道的迫害。

2003年12月五監區大法學員因反對犯人的管制被強行拉到外面凍，不許穿棉衣，不許戴帽子、手套，趙亞倫甚至穿線衣線褲被埋在雪裏，為了抗議這種慘無人道的對大法學員的迫害，我們八監區大法學員集體絕食，要求停止迫害。20幾名絕食的大法學員每天被吊掛在各自居住的監舍裏，晚上集中在「便衣庫」戴背銬坐在水泥地上，不許睡覺，由犯人郭淑賢、顧文娟等看管。11天後劉麗萍、張淑哲、我三人被當作組織者關入小號，在小號因盤腿我被幹警曹靜雲用涼水從頭澆到腳，並強行光腳站在水盆裏，雙手反扣吊在鐵欄杆上一天之久，棉衣棉褲澆透了，凍得渾身發抖。劉麗萍、張淑哲坐在鋪板上也被澆了好幾盆水，12月29日解除禁閉。

2004年3月1日因不服從像犯人一樣管理，不點名、報數、不穿囚服，我、張淑哲、劉麗萍三人又被關入小號長達9個多月。大法學員進小號一律戴戒具（雙手反扣、鎖在地環上）每天兩頓玉米粥，幾根鹹菜，有時鹹菜太淡已發霉變質。晚上不給被褥，我們三人頭枕腳圍成一圈，凍得徹夜難眠；戴反銬躺著，手臂肩膀一會兒就又疼又麻，經常調換姿勢。4月中旬我們開始絕食抵制無限期關押，三天後強制灌食，因為是流食，身體承受太大，我們堅決不配合，小號程麗幹事通知八監區隊長張春華指使犯人宋麗波、趙豔華等人強行將我們反扣吊在鐵欄杆上，雙手舉過頭頂，為不讓我們拔管，頭上、臉上纏滿膠帶，口鼻都不露出來，只給眼睛留條縫。但我們還是一有機會就拔，最後獄裏只好決定每日給插四次管。

第七天他們找來家屬規勸，鄭傑給家裏打電話，傳達獄長劉志強、科長肖林的要求，讓家屬給買白蛋白，並要求家屬簽「生死狀」，即絕食期間生死與監獄無關，由家屬承擔責任。我父母未簽字，此事鄭傑、張春華、黃靜、肖林等人都知道，肖林和我父母談過，因獄裏要求，父母買了二支白蛋白，250元一隻。這種藥品是身體極度虛弱，無生活自理能力的危重病人使用的，另外每隻白蛋白還需配用1000元左右的脂肪乳點滴7小時以上才有藥效。我們絕食7天身體還不是太虛弱，根本不需要使用白蛋白，而且沒有脂肪乳，只點滴3、4個小時根本達不到效果。其實這是獄裏對我們在經濟上的一種迫害方式。

因長期關押小號，加上灌食，我們身上又酸又臭，經多次要求，來到小號二個多月後，我們被允許可以更換內衣，每半月洗一次澡。後經大家一致要求，又要來被褥，但由於我不按他們要求鋪白單，10天後又把我的被褥撤走了，直到8月份時才給。7月夏天太熱，因為我們半個月才能洗一次澡，頭髮經常又髒又癢，一次大法學員王洪傑早晨放便時間用涼水、肥皂洗了頭，被犯人呂春光一把將臉盆掀翻，還給了兩個耳光，並將手銬扣到肉裏。

7月4日小號內大法學員張淑哲、劉麗萍、楊秀華、王洪傑、蔡密和我再次絕食抵制長期關押，這次我們遭受了更加殘酷的迫害，為了給我們灌流食的目地，在我們關押五個月小號，身體極度虛弱的情況下，仍將我們吊在鐵欄杆上，雙手反銬，並用繩子拉著拴在走廊一頭的暖氣管上，幾乎沒有緩衝餘地，一會雙手就又疼又麻，雙膝、雙腳也被繩子緊綁在鐵欄杆上，頭上纏滿膠布，只留眼睛，口鼻也不例外。當時施暴犯人是雜工犯人呂春光、宋淑波、任秀麗；灌食的是衛生所商曉梅。

在絕食期間，我也曾因煉功被加戴腳鐐，背銬一個月有餘，當時我全身浮腫，雙腳發炎，紅腫像饅頭一樣，仍被戴腳鐐子掛在鐵欄杆上。獄衛生所院長診斷為心臟病、高血壓，並因長期營養不良沒有陽光照射，渾身浮腫。我和張淑哲因不配合灌食，曾多次被商曉梅、宋淑波、呂春光等強行注射「冬眠靈」，幾天都昏昏沉沉不清醒。

到9月16日我絕食70餘天，身體極度虛弱，打點滴扎7-8次都不回血，血液呈黑紫色，被由小號調出，在舊樓一樓一個房間由八監區四名犯人（張春光、申秀坤、王文傑、姜衛平）包夾「單獨管理」。不許和任何人接觸24小時監控，孤獨、寂寞遭受另一種精神上的摧殘。到10月8日，我吃飯20餘天後，由於仍不服從管理，再一次被投入小號。我被關在男犯小號的五號房間內，是那裏唯一一間有上水的房間，潮濕、陰冷，地上水跡從未幹過。四面牆壁有兩面已完全濕透、發霉長毛、兩面半濕，後來發展到頂棚也開始漏水，水滴滴在我睡覺的鋪板上，棉被都被濺濕了，半夜我只好喊當班陳秀蘭幹事將我換到另一塊沒水的鋪板上（24小時加戴戒具無法自己換位置）。此事我曾多次向獄政科楊立濱、小號王亞麗隊長及當班幹警反映，請求調換房間均被拒絕。11月30日我再次被調到舊樓四層單獨包夾，40天解除，結束長達10個月之久的摧殘。

現在大法學員因學法、煉功，不穿囚服仍在遭受不同形式的迫害，一月份五監區十幾名大法學員被關在監舍吊掛，上私刑，並時常遭受幹警及犯人的打罵，迫害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