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其實大家在社會上都是參與政治的，只要你談了，你就是在搞政治。我說，那麼一個畫家畫了一幅畫，我去評論，我就是搞美術的嘍？如果一個音樂家創作了一首音樂我評論，就是搞音樂嘍？──我只是有發言權而已。

後來我給他講我對師父寫的《不是搞政治》的經文的一些理解和在《九評》上看到的對中共的評論，他認為我說得對。

我仔細的想了想，無論如何要清楚自己做的是神應該做的事情，可是我卻在談到或者想到中共的時候，非常暴躁，而且隱隱的有一種鏟除之而後快的心理，而且是非常堅決非常激進的這麼想。──同時，師父所講的「……我是帶著你們救度眾生來了，不是領著你們鬧革命來了……」在我頭腦裏反覆的重複。當我明白我是做著一件神應該做的事情，挽救那些被黨文化毒害的生命，我感到很多事情都變得簡單了，我不再為親情所阻，也不再擔心常人不理解。而我學法之後能夠從理性上看清楚中共的時候，中共的一切思想上的因素對我來說不再有劇烈的干擾，我就能夠完全跳出來看中共和它的思維方式，並且站在一個修煉人的角度談這個問題，不是以往那樣的陷入一種辯論之中，我就能夠把我要說的問題表達清楚了。

我很注意頭腦中是否有中共的那一套東西，像「反動言論」之類的詞彙，就是中共的發明。因為那些它所謂的「反動言論」觸及到了它的要害。我如果用一點它們的思維，就等於我在那個地方仍然糊塗著，那麼我就很難把一些問題說清楚。而這些問題也一定使我感到做這件事情有難度。可是辨別這些東西只有通過學法才做得到。

最近跟一些常人談到共產黨的邪惡，以及它50多年來所做的那骯髒的一切，發現，仍然有常人對法輪功真象不了解，甚至反對大法（在這以前我曾以為人們差不多了解真象了，因為跟很多常人講真象，他們基本都能接受），所以，我們還是要在讓常人了解大法真象的同時去了解《九評》。因為中國人在黨文化的灌輸下生存得太久，所以很多的中國人幾乎是沒有「正義」和「良知」的概念的，衡量一切喜歡用黨灌輸的政治觀念和「黨即是國」的觀念。而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多次利用某種「教義」的農民起義，比如黃巾起義、義和團、白蓮教、太平天國等等，這些都給中共的造謠誣蔑提供了思想文化背景，而這些歷史事件都是舊勢力的安排，在中國人善於總結經驗的觀念中，對中國人正面了解法輪功起著阻礙的作用，這些有時候也需要對一些人講清楚。

這其中還有一個問題。──我曾碰到一個年輕的中醫，他很喜歡氣功，也練過一些氣功，給他講真象，他能夠馬上看到共產黨做錯了，看到共產黨的所作所為是可恥和無良知的，他沒有那種「黨即是國」的強烈觀念，也沒有一聽到談黨就很懷疑有政治傾向。他認為這麼好的功法應該推廣，甚至還說要跟我到公園裏去宣傳一下。但是，他對於中共過去的領導人──周、毛之類的，很認為了不起。──而我發現有老年的大法弟子也這麼看。所以世人這麼看也就不奇怪了。所以我們要很純正自己的思想。

還有，那中醫師對法輪功很感興趣，要看書。我簡單的告訴他法輪功的動作，並答應給他書看。但是，他看完書後，他先前學的那些氣功書中看到的東西使他對法不敬，並在我借給他的大法書上寫了一些評論──他把書還我的一瞬間，我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沒讓自己過分的激動和發火。但是也很難平和起來了。於是我就在那裏一直跟他講他不應該這麼做，回答了他的疑問。最後他也覺得是自己有問題。後來他還希望看到我雙盤的動作是甚麼樣子的，我就拒絕了。

回到家裏我把書中的那些評論都處理掉了。心裏很懊喪。這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對於「挽救眾生」很認為那是責任，承擔責任就不去講任何條件。可是，我一直在思想深處有一個糟糕的傾向，就是我好像並不是在維護佛法、按照法的要求順天意而行，我好像一直是在做一件事情──為了救度眾生而救度眾生。那麼這在某種程度上，就像是對法有一種利用之心，利用這法使一些生命走進未來，免於被淘汰的危險。這是一種非常自私的傾向，但是因為在這過程中，我會克制我的一些私心，儘量的想著別人，所以沒有覺察到這是個問題。當它發生的時候，我知道後果是嚴重的。因此在講《九評》中對中共的評價時，我們也一定是維護法，然後才有可能真正的救度眾生。這是非常嚴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