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95年8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的。得法之前，有一個想法經常在思想中出現，老在琢磨，覺得人生在世不光是為了生活而生活，人的一生應該有一個追求，但又不知道應該去追求甚麼。當時對氣功很感興趣，愛看一些修心養性、重德及佛教中的書籍。相信世間有個恆定的善惡標準存在，覺得有佛神保祐世間的好人。所以平常我就喜歡燒香、敬佛，也經常去寺廟，知道一點淺顯表面的修煉形式，用一點淺表的道德標準約束自己。

95年經同修介紹，知道了世間有大法在流傳。我愛人立即去書店買了一本《中國法輪功（修訂本）》，那時很多書店都有大法書籍出售。我們全家人看完後都覺得大法好。過了幾天後，同修又及時送來了《轉法輪》，她說：「你們先看這本書吧，看你們跟大法有沒有緣份。」全家人聽了都很高興，爭著共看這一本書。當我看完第一講「真正往高層次上帶人」後，心情很激動，有種說不出來的興奮。師父的高深法理打動了我的心，使我聆聽了人生在世幾十年從未聞過的高德大法。晚飯後，我就迫不及待的趕往同修家，詢問煉功點在哪裏，第二天早上就去學習五套功法。從那時起，我從未間斷過煉功和學法。就這樣不斷學法煉功，對師父講法的理解越來越深刻，不知不覺中這竟成了煉功點的輔導員。每天主動帶領大家學習老師的《轉法輪》和經文，大家也提高得很快。我的家人也在不同時間走上了修煉大法之路。

後來師父的講法錄音、錄像也陸續出版了，那時我們經濟、家庭環境較好一些，便安排同修們每個月定期在我家看師父在各地的講法錄像。煉功點的同修人數不少，有時達到40多個。因為其中有許多老年人，不太識字，多聽、多看錄音錄像對他們的提高有很大幫助。隨著大法的弘傳，新學員不斷走進大法，煉功點人數也越來越多，對大法的理解也越深了。因為我還在上班，所以每天早上3點多鐘就去煉功點，為大家準備好錄音機；晚上又要集體學法，時間就很緊，每天只能睡3至4個小時。但人卻精力充沛，單位同事都說我煉功後越來越年輕，工作也幹得好，看起來總是樂呵呵的，過得很充實。我為他們有幸見證大法的神奇而高興。我在單位是出納，天天與錢打交道。沒煉功前覺得工作很累、很煩，有時還出現賬目上的錯誤。自從修煉大法後，在時間很緊的情況下，一樣的工作卻感到很輕鬆，賬目從來不會出現差錯，感到很順利，心情也愉快。有時輔導站還要去城市周邊地區弘法，雖然工作緊張，但我一次都沒缺過席，請假時也很順利。這一切都是慈悲的師父給我開創的好環境，大法給了我智慧。

1999年7月20日邪惡的迫害來臨，這場鋪天蓋地的邪惡迫害破壞了我們的修煉環境。7月22日那天，公安局的人開車來到單位，來了4、5個警察，他們告訴單位領導：中共中央不准煉法輪功，單位還有煉的就要抓起來，不給發工資，還要連累單位領導和家人。當時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樣好的功法會遭到這樣不公正的待遇。我們按「真、善、忍」最高標準要求自己，我們師父叫我們做最好的人。

我當時就給他們弘法，他們問我是不是黨員。我說不是。又問我多大年齡，我告訴他們我50歲了。他們說我看起來很年輕，我就說我修煉法輪功才達到這樣的狀態，我們按大法的標準要求自己，在利益面前不去爭，不傷害別人，與人為善，遇到矛盾向內找，這樣才會身心健康，人才會年輕。這些人聽了之後就告訴單位領導，說我很頑固，要單位辦學習班。因為單位領導平時看到我們大法弟子各方面都表現很好，工作認真負責，對人和藹。以前我也跟領導弘過法，他們對大法也有一定的了解。學習班就沒辦成。

不過，在江氏流氓集團的高壓下，單位領導也配合了邪惡，向上級主管部門、街道交了一萬元保證金，若有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訪，就沒收保證金。在切身利益的威脅下，單位領導對每個大法弟子都派了專人看管，一到節假日就對我們進行跟蹤和盯梢。還要我們交大法書，寫保證。由於自己怕心特別嚴重，變得極不理智，在客觀上配合了邪惡。僅留下幾本《轉法輪》。這件事讓我一直很痛心，我對不起大法和師父的慈悲救度。後來我向明慧網寫了嚴正聲明，在高壓下所做過的所有對大法不利的行為一律作廢，彌補過失，投入到講清真象過救度眾生中來。

在學了師父的《心自明》、《走向圓滿》和《在美國西部法會上講法》後，我悟到躲在家裏學法是邪悟者所為（當時也不接觸同修，只在家學法）。師父和大法蒙受這樣的不白之冤，做弟子的怎能坐視不理，於是我決心去北京證實大法。2001年底，我請了三天假，去北京證實大法，在天安門煉功。當時的想法就是：我們大法弟子是大法的一粒子，要去邪惡迫害最嚴重的地方放出正念的光芒來。當時總有一念，不能被邪惡抓，還要回來救度眾生的，不能影響單位和家人，所以得以順利返回。

從北京回來後一直在做發真象資料的事，由每次一份到幾份，少量到大量，怕心也少了，心態也更理智更成熟了。

個人體悟，請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