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在得知中共江××政權要鎮壓法輪功之後，我和同修們當天清晨到黑龍江省政府反映我們法輪功的真實情況，我們在那靜靜等待，沒有人喧嘩。有關政府官員不僅沒有傾聽群眾的聲音，而且調入大批警察和部隊，設置路障，禁止路人通行。警察開著車在大街上橫行，大叫著，並放高音喇叭說些烏七八糟的話。那些部隊當兵的，拿著盾牌、武器，一排排站著盯著我們，就像陣前打仗一樣。還調來很多車，那些警察強行把法輪功學員們趕上車。此時我知道那些官員根本就沒有聽取群眾意見的意願，根本就不和我們接觸了解情況。

在車上，司機說：警察把他們截住，把乘客攆下車，只說「政治任務」，就強迫他們來拉煉功人。原來政府官員搞政治就可以無視百姓的基本權利，而老百姓向政府反映意見都不行、就會被整。像我們這麼和平的請願都不被允許，我們被拉到各個體育場和一些學校，警察開始逐個盤查。我被拉到「蕭紅中學」，到了下午，中央電視台開始播放造假新聞，誣蔑之詞在整個教學樓宣洩著。幾個警察把我圍在兩張桌子中，開始叫囂、諷刺、挖苦，一幅流氓的嘴臉盡顯無遺。

這樣一直折騰到晚上，不法官員通知單位來人把我接回，並威脅單位來人看住我，否則如何如何，把來人嚇得滿臉慌張和不安。第二天哈爾濱南崗區「政法辦」來電話施壓，強迫單位對我如何，叫我到他們那去。我非正式職工，在單位裏是沒有任何保障的。我想：我們這麼正，沒有甚麼怕的，我去了「政法辦」。到那後他們對我說：「你今天早上串聯去了。」我早上在校園裏走走就成了串聯，就是罪過了。原來他們在監視我，我沒想到這麼快它們就利用街道和居民委幹這種骯髒的不法勾當了。

這時來了一個人二話沒說，就對我臉上、頭上一頓暴打，又對我胸口兇狠的打了幾拳，這人可能是哈工大派出所的。我坐在椅子上沒有動。有個人說把我送到派出所去，說那裏打得更狠。邪惡們表演完了就逼我寫檢討，讓我寫串聯如何。還說要我隨叫隨到。片警又到我住處非法搜查。當天單位又開會對我進行攻擊，就好像他們以前不知道我煉功，不知道我是守心性重道德的人，黑白被顛倒了。我從97年開始修煉，當我變得越來越純真、善良時，當我變得對任何人、事沒有敵意、只有容忍時，邪惡卻突然來了這一手，煉功人的最基本的權利沒有了。

邪惡集團強迫每個有職權的人幹著最壞的事，也沒有任何法律可講。法律被惡人們利用，成了邪惡的工具。現在警察幹出一兩件好事馬上上電視、上報紙宣傳，這不正好證明絕大多數警察沒幹甚麼好事嗎？一個人幹盡壞事，他一定不是好人，哪一個集體、國家不同樣是這個道理嗎？現在的中國人有一種思想，當政府幹壞事的時候，他們不去關心這錯誤造成的嚴重後果和這是壞事的事實，而是想到它們曾幹過的一兩件好事，而去漠視眼下它們正在幹的壞事，生活在以往那虛假的成績裏，不想看到真實的一切。

2000年12月份，我和同修們去北京證實大法，我能做到的就是本著善心去告訴世人，去告訴那麻木的中國人，欺世的謊言不會長久，法輪大法真善忍已在我心中扎了根，真善忍將盪平一切污垢和愚見。我們先到天津，如直到北京可能會被半路截回，邪惡是害怕我們的善良正義之舉的。中午我們到天安門，我看到廣場上的警察、便衣比遊客還多。我們打開「法輪大法好」、「真善忍」的橫幅；在金水橋上、在廣場上，我們就像一朵朵梅花傲雪盛開，又像一柄柄利劍刺入邪惡的心臟。邪惡的警察頓時亂了營，他們瘋狂打抓大法弟子。

我在廣場中央的一塊空地上，當時國旗下有一群警察正向兩個扯著一條四、五米長橫幅的同修撲去。我也把寫有「真善忍」的橫幅舉了起來，幾個警察向我撲來，我舉著橫幅躲閃著，又有幾個警察從四處跑來，把我按倒在地，搶走條幅。有一個警察往我臉上狠狠的踢了一腳，頓時我的鼻子就流出了血，右眼也被踢得睜不開。

我被不法警察們抓上車，車裏還有和我們一同去的兩個同修。這時我看到廣場上還有同修繼續被抓、被打。我們被送到前門派出所地下的鐵籠子裏，我看到已有一百多大法弟子被抓到那裏。大法弟子們用熱烈的掌聲鼓勵著我們，我們一起背法，背《洪吟》。有同修把「真善忍」橫幅掛在鐵欄上，在牆上、棚上都寫滿了「大法好」、「法正人間」、「還大法清白」等等。後來我被拉到邪惡的石景山看守所，被關在第九號倉。剛進去就感到陰暗的犯人倉裏瀰漫著一股陰邪的氣氛，犯人們陰沉著臉，臉上冒著兇光，讓我坐到中間不許動。晚上他們把我安排在放風的鐵門邊，這個地方透著冷風。

半夜，惡警把我叫到一個黑暗的屋子裏，問我姓名、住址。回去後我靠在鐵門旁，腦裏一片空白。這時我聽到有聲音，原來是沒說姓名的大法弟子都被關到九號監倉放風的地方，也就是我靠鐵門的另一側。聽到同修們一個個被推進去、被踹進去的聲音，我流淚了，我知道同修們受苦了，知道自己的不堅強。第二天早上，警察給每個監倉發一堆釘子和小塑料，是裝飾用的，讓把釘子釘在小塑料上。有幾次我坐下來釘，犯人們馬上讓我蹲著釘。近中午時，我有些快受不了了，這時我被叫出去，那些犯人把我的鞋換了。

我被不法人員劫持到黑龍江省雙城駐京辦，有一個姓夏的警察把我銬在暖氣管上。幾天後我被帶到雙城西北區的一個辦事處，街道和居民委來了許多人，盡說些栽贓、誣陷之言。那幾天真是被他們搞得烏煙瘴氣。當時一個姓朱的書記怕把我送到看守所他們拿不到錢，就派民警隊長陳永佔（已遭惡報死亡）到我家勒索3000元錢，說不給就把我送看守所迫害。我家裏被逼無奈只好交3000元錢，惡徒拿到錢後將我放出。

後來在單位上班時，我給同事們講真象，同事們基本上都能理解、支持我。我利用單位電腦打印一些明慧資料，同事們看到了也不對別人說。這樣直到2001年10月，學校兩個寢室管理員在我宿舍發現大法書後報告了學校，單位領導又一次被觸動而對我施壓。惡警又到我宿舍找我，當時我恰好不在。迫於壓力，我只好離開單位。我找到同修，在一個小型資料點做真象資料。

幾個月後由於同修被跟蹤，在2002年2月份，惡警們半夜撬開防盜門，就像土匪一樣把屋裏翻得亂七八糟，把我的呼機、600元錢、身份證搶走，同修的幾千元錢也搶走。惡警弄得滿地爛泥，強盜、流氓的本性又一次顯露出來，把我和同修抓到哈爾濱派出所。我們在那裏繼續煉功，發正念除惡，講真象他們根本不聽。第二天夜裏我們被送到南崗看守所，剛到那，惡警們就是一陣叫罵，我被關在508監倉，他們安排兩個犯人在我身邊監視一舉一動。在那裏不許說話，不許活動。但我還是能告訴犯人們記住真善忍。當電視裏放假新聞時，我就告訴他們這些都是謊言。

兩個月後我被判勞教，惡警們說你上訴也沒用，但我寫了還大法清白、還師父清白，希望有善良的人能給我幫助的上訴狀。我被非法送入哈爾濱市萬家勞教所集訓隊，那裏邪惡縱容著犯人為所欲為。睡覺時四、五個人擠在一張床上，想翻身都不可能。剃頭用破推子，簡直就是薅頭髮，蓋的是爬滿蝨子骯髒不堪的破褥子。還不許隨便上廁所，吃的是又髒又小的窩窩頭，整個一座人間地獄。

20多天後，我被送入哈爾濱長林子勞教所。在邪惡的勞教所裏，惡警們最常用的一句話就是：「我過不好，我就讓你們不好過。」意思就是它們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可以肆無忌憚的幹各種壞事。還弄出許多名目來，讓穿那些骯髒的隊服，剃光頭，甚麼走路背手、報數、吃飯唱歌等這些侮辱人格的事說是所規，強制大法弟子幹活，如：挑牙籤、筷子、剝大蒜、洗瓶蓋、織布、織襪子，不幹就打、體罰，說是政府的規定。不讓大法弟子活動，不讓洗澡、洗臉、洗衣服，有廁所不讓去，渴了不許喝水，餓了不許吃東西，不讓家屬接見。在這種日常生活方面摧殘人，先把我們身體搞垮之後，偶爾給檢查檢查身體（也要錢），聲稱是對我們的關心。

勞教所強迫我們看誣蔑大法的錄像，強迫看為中共歌功頌德的片子，胡說是對我們的感化。其實那些警察不是不知道真象，它們也說它們就是邪惡。它們採用威逼利誘、毒打、欺騙、恐嚇、奴役，妄圖逼迫大法弟子放棄修煉。

在勞教所裏，我度過了600個黑暗的日子，我被來回調了九次隊，惡徒們調隊的目的也是折騰大法弟子。每個隊的邪惡不同，使用的流氓招數和手段都不同，它們所採用的一切形式、手段是想打亂大法弟子的思想，摧毀大法弟子的意志和正念，但都不能達到目的。在這些日子裏，我和同修們與那些惡警、惡人們進行著正與邪的較量，我們用修出的真實、善良、和容忍，憑著對大法的正信，堅實的走過來了。我於2003年10月份走出勞教所。邪惡所幹的一切已成徒勞和泡影，它們逃不出失敗的命運和滅盡的最終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