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發現，我在說「中共」一詞時也有障礙。因為在惡黨的文化中，只有「反華勢力」才這樣稱呼它，（我此時才明白了為甚麼我的姐姐一看到材料上有「中共」，甚至有「中國大陸」這樣的詞時，就懷疑是從台灣來的）。可憐的中國人，向來是畢恭畢敬的叫它的全稱的，有時前面還要帶上漂亮的帽子，後邊再穿上舒適的鞋。事實上，我不論是口頭還是書面從未使用過「中共」這個詞，儘管它只是個縮寫。以至於當師父在法中已經定了它時，我仍感到澀口，莫名其妙的不自在，甚至感覺不好意思。

這表面上看似不大的事，清晰的折射出邪黨文化的頑固烙印。學法時，我看到了師父講的「中國大陸人講話的用詞、思維方式，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方式，都是中共灌輸的那一套。」真是一語中地。

認清之後，便清理了這層東西。一天，我偶然注意到「徒」字的結構：雙人旁加一個「走」。我豁然明白：原來為徒的就是跟著走。跟誰走啊？當然是跟師父走。而這形意的漢字是為大法的洪傳、為正法而造的呀。神的用意已經不言自明瞭。再一次掂量「大法徒」三個字，重量和內涵讓我感動不已。「跟著師父走」不就包含了「言師所言，行師所示」一層理嗎？通俗的說，就是師父怎麼說，我們就怎麼說；師父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我覺得用「應該」、「必須」這樣的詞都已經是有些許差距了：為徒的就那麼做，沒有如果，沒有假設，沒有為甚麼──因為理就是那樣的，這是為徒的本份。

明白了這個理，回頭再看那些具體的事，已有了全新的認識。我發現與那個變異的念頭相對而言，我當初原以為的理性認識（即師父這樣講了，我們理所當然這樣講）其實只能說是一種比較理智的感性認識，我之所以說理智，是因為這認識本身是對的，而說它是感性認識，是因為對其更深層、實質的內涵並不清楚。而我思想中存在的那個變異念頭更是讓我羞愧不已。我知道了作為被師父恩澤造就的大法徒，除了不折不扣的跟著師父走，別無其它。我領悟到為徒者遵師言，是宇宙莊嚴的理。所有不正的念頭和不順暢的思維都必須得歸正或清除──那都不是我們自己。

師父在《轉法輪（卷二）》中講到「如果真能破除後天形成的觀念，返出人本性的看法來，那就是你來的那個地方。」我確信去掉被黨文化變異了的觀念，我現在的認識就是我來的那個地方，而本性的認識與帶有觀念的認識竟是如此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