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2日我又去北京上訪，被送到北京公安13處監獄非法關押了40天，在此期間，被審訊室一個叫「7審」的惡警毒打，一天被打了三次，我前胸、臉部被打得一片青，臀部被打的像茄子一樣成了紫黑色，手在流血，棍子都打斷了。我和其他幾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送進精神病院兩次，共8天，在那裏我們被強行打針、吃藥、扎電針、綁「死人床」 ，所受的痛苦是難以形容的；還被非法送進少兒托管所一次，強逼我們與精神不正常、四肢殘缺的丟棄兒童住在一起，房間及被褥、餐具都被弄得骯髒不堪的，以此來折磨我們大法弟子。獄警們見我們不屈服，又強行把我們衣服扒掉，只穿短褲和背心，在室外從傍晚5點凍到第二天早上5點，有位黑龍江的女同修被凍昏過去了。人被凍的縮成一團，真是度日如年啊。挨凍的同時，獄警逼我罰站並不讓睡覺，叫10個犯人監視我，連續48小時。

此後我被我們鎮派出所非法押回家鄉，我提包裏的750元錢被派出所警察搜搶去，一個姓唐的女警察說是作為他們去押送我的路費。在派出所裏被綁在鐵椅子上受刑達兩天兩夜，鎮黨委委員魏天魁打我耳光、黨委秘書宮志強對我腿部死命猛踢。此後被非法關進拘留所15天，還逼我家人交了300元所謂的生活費才放我回家。

我回家的第二天，派出所警察翟建濤等4人又把我及其他4位同修非法抓到鎮政府的計生辦，關押35天，直到農曆新年才放回家。

2000年農曆正月十一，鎮黨委副書記劉介松和婦女主任去我家，問我還煉不煉法輪功，我說煉。他們就叫派出所管國峰帶4人來我家把我抓到鎮政府計生辦。當時抓去了許多法輪功學員。黨委委員魏天魁叫囂著說：上邊有令，對法輪功上不封頂（意思是可以隨意整治）。

黨委秘書宮志強、計生辦主任尹照傑、明照江等惡徒瘋狂的用各種刑具打我們；逼我們頭頂幾十斤重的大石頭、大木頭、磚頭蹲著走，或者雙手舉著冰塊長時間罰站，走慢點他們就逼著跪在木頭上，再用皮帶劈頭蓋臉的抽，打得我們血肉模糊。還用針扎腳心，每隻腳都被扎出三個黑洞往出流血（這種傷一個多月都不能夠恢復好），就這樣變換各種手段的折磨了我們兩個多月。然後又逼我們每天8小時按上班時間給鎮政府打掃垃圾、掃街。鎮黨委的惡人還用卑鄙下流的手段，晚上休息時強行把一男一女兩個大法弟子關在一個沒有燈的小屋裏。在3月6日晚10點左右，魏天魁、宮志強喝了酒，闖進關押我們大法弟子的大屋裏，進門就瘋狂的對我們每個人連踢帶打，從屋裏打到院子中，有的人被打得連聲喊叫、滿地翻滾。一個隨著惡徒喝酒、去看熱鬧的人見此情景都害怕了，說聲「快出人命了」就跑出去了；他倆直到把一人打的昏死過去了才停。隨後把我們關在一個空屋裏凍了一夜。

2000年春天，鎮黨委書記郭光林、劉介松為了向農民徵收集資、恫嚇沒有錢交集資的農民，就把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拉出去遊街示眾，把我們脖子上掛上寫有誣蔑字樣的大牌子，欺騙農民說是不交集資錢的人。有些農民被嚇的閉門鎖戶、棄家出逃。

這次我們被關押了4個多月，最後被勒索了非法罰金才放了我們。我家被勒索了3200元，魏天魁當場就從中扣押了200元，說是去安丘市抓我時花的路費。

我丈夫開機動三輪車拉貨，停車加油時，鎮派出所惡警翟建濤等人看見了，公然不據任何理由就把車搶走。我丈夫去要車、質問為甚麼，翟建濤說：是因為你老婆上北京上訪，不拿錢不給車，你就當是被強姦了，愛上哪告上哪告。為了要車，我家被勒索去2000元錢。

2000年冬，我丈夫和兒子去北京為法輪功上訪，鎮政府非法抄我們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搶走了我家的一輛機動三輪車、一台電視機、錄音機（前後一共搶走4台）等物品。

這年農曆臘月二十八（2001年初），鎮派出所惡警把我家三口人都非法抓去關押，鎮黨委委員魏天魁到派出所去對我們八、九個大法弟子隨意打罵，我兒子制止他罵我們師父，被打的口鼻出血、牙都被打鬆動了，還把阻止他打人的我們同修的頭用皮鞋底打的滿頭是包。後來我們一起絕食反迫害才放了我們。

我回家才過了一夜，鎮政府就派人又把我抓到鎮政府計生辦非法關押了4個多月。在那裏強行「轉化」，不讓睡覺，逼迫看誣陷法輪功的電視錄像，我起來反駁，被郝順升打太陽穴，當時我就昏過去了。

此後被送到昌邑市610轉化班，郝順升也被調去幹轉化。他把我的脖子與雙腿綁在一起，還用電線把我雙手各一個指頭捆綁拽緊代替手銬上背銬，當時痛疼難忍、手指變成黑色。並且不讓吃飽、不讓上廁所，我絕食5天後才放了我。

2001年5月4日，鎮派出所惡警管國峰帶4個惡警非法闖進我家強行綁架了我，準備第二天送濟南勞教所轉化。我當天找機會跑出了魔窟。

自99年中共江氏政治流氓集團鎮壓法輪功以來，幾年中我十幾次被非法抓捕、被非法關押時間共計達一年之久。我婆婆、公公在家裏一聽到汽車響就全身哆嗦；街坊四鄰一聽警察去抓人就心驚肉跳；我二姐因為惦記我被抓，哭的眼睛看不清東西；我家中所有的親戚都為此牽腸掛肚、提心吊膽……我現在被迫害的流離失所，有家不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