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在勞務市場搞裝修，看淡名利，從來不拿回扣錢，幹活也認真仔細。凡是我幹過活的人家或者我買過材料的商店、接觸過我的人都說：「煉法輪功的人真好。」那些年我基本上用不著自己到市場找活幹，我幹過的活就是活廣告，他們就把我推薦給親朋好友：「你家有活就找老石師傅幹，他是煉法輪功的，幹活可好了，不糊弄人，不浪費材料，不多要工錢，還不拿回扣。」有一次幹完活，那家人多給了我1000元錢，我發現後馬上退還給他們。他們全家都很感動。

千千萬萬大法修煉者無私的行為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輪功對於社會的穩定，人類道德水準的提升、家庭的和睦都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我年近半百喜得大法，覺得十分幸運，今生沒有白來一趟，我原本身體就不錯，煉功後更加精神，幹活有勁，自己都覺得充滿朝氣。

一、在迫害中堅持真理

1999年7月22日，在中國電視台、報紙等媒體突然開始攻擊誣蔑法輪功，方式和「文革」一模一樣。我驚呆了：法輪功教人向善，道德回升，祛病健身，給國家節省了上百億、千億的醫療費，這本應該是大力弘揚的功法，怎麼突然被鎮壓了呢？緊接著，警察就開始抓人、打人、搜書，勞教判刑，恐怖氣氛霎時籠罩全國，大有天塌之勢，頓時我陷入了迷茫之中。

在那段難熬的日子裏，我對照大法反覆思考，檢查自己及煉功人的言行，最後確認，我們沒有錯，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對得起天、地，對得起良心，我們法輪功學員都在盡力做世界上最好的人。所有了解法輪功的人都知道我們是好人，再看看電視裏說的全部是造謠、栽贓、陷害，這跟文革中迫害劉少奇的手段驚人的相似。

在文革中迫害劉少奇時，首先是暗中栽贓陷害，定下四大罪名：叛徒、特務、內奸、工賊，接著，《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定下了批判的基調，然後發動全國人民「口誅筆伐」，把歷史上、現實中的一切失誤、過錯都強加給劉少奇，隨著造謠、誣陷、大批判的不斷升級，全國人民被誤導到極度的仇恨之中。當時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砸爛公檢法，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那場令人不堪回首的十年浩劫已經過去二、三十年了，可是為甚麼當年的害人手段「大批判」的武器又被今天的電視、報紙拿來迫害法輪功呢？歷史的悲劇怎麼又重演了呢？中國人怎麼好了傷疤忘了疼呢？

我經過一年的思考，決定為法輪功討個公道，此時的信訪局以及各級政府不僅不接待法輪功學員，反而見一個抓一個，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人身自由均遭到迫害。我只好去北京天安門喊冤請願。2000年6月25日，我來到天安門，展開了法輪大法的橫幅，警察不容分說把我抓了起來，第二天由戶口所在地北港派出所所長李春華等人拉回來，一番嚴厲斥責後，把我送到了拘留所。

在拘留所裏，警察可以任意打罵我，髒話令人作嘔，吃飯、洗漱都在一個大廁所裏，窩頭是劣質的玉米麵，只有幾個菜葉的湯裏面有時是爛菜，有時漂著一層蟲子。日用品比市場貴出好幾倍。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我們堅持背誦大法、煉功、講真象，所有的犯人都被感動了，他們過去受電視的欺騙，現在明白了法輪功是咋回事。他們都對江××用卑鄙手段鎮壓法輪功表示憤慨，對善良的大法弟子表示同情、支持。許多人學會了背誦、抄寫大法詩句，許多人表示出去後要煉功、看書，有的跟著我們學功。就連幾個社會上很有名氣的甚麼「一霸」、甚麼「老五」、在拘留所中稱王的人也站出來保護我們法輪功學員，誰也不准欺負我們，他們警告犯人們：「法輪功都是好人，誰要欺負他們我就打誰。」許多人為我們放哨、傳遞消息。

大法修煉者的慈悲、大善、大忍的精神日益感化著所有的人。他們把我們當作朋友、知心人，有心裏話跟我們說，有問題請教我們，他們敬佩我們，和我們在一起有一種安全感、依靠感。他們說：「你們都是好人，中國人要都像你們這樣就好了。」他們非常愛聽我們講真象、講故事，甚至要我們每天晚上講5個故事才能睡覺。他們慢慢也開始幫助別人、關心別人，不再像以前那樣自私。往日拘留所裏那些打人聲、罵人聲、互相欺負說髒話的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祥和和友好、關心和幫助。大法修煉者改善著環境，溶化著麻木的人心。

在拘留所期間，北港街幹部、派出所等人兩次來找我，要我放棄修煉，保證不進京，均被我拒絕。我向他們講真象，指導員高小平嚇得慌忙說：「別聽他講了，再講我們都得被他說服了。」可見他們害怕真象、不敢聽真象。

2000年8月23日，他們非法判我勞教2年。

二、在人間地獄被折磨致殘

一進勞教院「新收」屋，惡警張福勝就打了我兩個耳光，原因是在搜身時搜出了一張上面有幾個字的紙條。接著強迫我們坐在地上，平伸兩腿不許動，一天要坐十多個小時，連上廁所都限制，長期在涼地上坐著，許多人腰疼、腿疼、拉肚子。

勞教院規定不許法輪功學員上訴，並沒收了「勞動教養通知單」。我們質問警察：「這通知單上明明寫著允許上訴、你們為甚麼不讓上訴？」警察說：「那不是針對你們的，誰都可以上訴，連殺人放火都可以上訴，唯獨你們法輪功不行。」

勞教院裏面充滿了恐怖氣氛。一大隊長劉國華為首的幾個惡警強迫我們每天都要看侮蔑法輪功的錄像、書報，逼著我們寫「四書」，強迫我們放棄信仰，否則就用暴力、刑具。他們把堅定修煉的學員一個個拉到刑訊室，扒光衣服，澆上涼水（冬天也如此），戴上手銬腳鐐，幾個人同時拳打腳踢、棍棒相加，幾根電棍同時去打，上老虎凳。更為殘忍的是竟然打人體的禁區：臉部、眼睛、胸口、生殖器、把電棍插入肛門。

許多法輪功學員被打傷、打殘，面容被毀。有時連走廊裏都充滿焦糊的肉皮味。惡警們搞體罰：把人銬在管道或鋼窗上，長期罰站、罰跪，幾天幾夜不准睡覺。他們把我們師父的照片放在地上，強迫學員用腳踩、吐吐沫，用最下流的語言罵，他們寫上攻擊誣蔑大法的對聯，強迫學員念。不聽從者就遭到毒打、上酷刑。這種陰毒的手段，就連中共電影《紅岩》裏描述的酷刑都沒有，許多描寫日偽殘忍的作品裏也找不到。許多法輪功學員多次遭到毒打、舊傷沒好，又添新傷，甚至骨頭被打斷。寒冬臘月，惡警們強迫我們睡在水泥地上、許多人被折磨患病。他們用減刑來引誘普通勞教人員虐待、任意打罵我們。

在這人間地獄裏，在人權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許多學員不得已絕食抗議，卻遭到了更加嚴重的迫害。惡警們用酷刑殘害我們，多人被打傷、打殘。他們把學員長期銬在「小號」裏面，銬在地上進行非人摧殘，甚至不許上廁所。許多人被折磨得極度虛弱、消瘦、奄奄一息。劉國華等人給絕食抗議的人強行灌食。有一次給一個姓黃的學員灌食，劉國華兇狠的說：「給他多加鹽、等他渴了就得喝水、吃飯。」葫蘆島市綏中縣葛家鄉的陳德文就被灌了鹽中毒而死。劉國華推脫責任、掩人耳目，說是心臟病死的。

教養院大牆上寫著「教育、感化、挽救」，實際上卻是暴力、體罰、虐待。江澤民有密令：對法輪功學員「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就地火化」。江澤民還把鎮壓法輪功和各級政府、公檢法人員、學生、人民圈中的入黨、提幹、住房、工資、獎金、福利、升學、考核統統掛鉤。一個法輪功學員被抓，就要株連省、市、縣、鄉、村、鎮、街道的領導，株連子女、親屬，其用心之邪惡、手段之殘忍創古今中外之最。江澤民直接指揮下的「610辦公室」就像當年的「文革領導小組」一樣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搞國家恐怖主義。

在暗無天日的牢房裏，法輪功學員仍然堅定信仰、學法、講真象、抵制迫害。在我們的感化下，有的幹警對江××集團鎮壓法輪功表示不滿，對我們表示同情；有的在暗中和我們交流；有的回家看大法書籍；有的不再打罵大法弟子。有許多普通勞教人員明白真象後從各方面幫助我們，有的通風報信，有的給我們傳遞資料，有的在警察搜查之前把我們的材料藏好，然後再還給我們……

2001年2月27日，我被轉送到遼寧朝陽市「異地勞教」，朝陽勞教院用一種「鐵凳子」體罰法輪功學員。這種凳子坐上20分鐘就疼痛難忍，下身就會變得麻木、最後失去知覺。我們被強迫每天坐在鐵凳上十三、四個小時。

在兩個勞教院的摧殘下，我身體受到嚴重的傷害：腰疼、腿疼、行走困難。有時不能走路，頭暈眼花，整個下半身麻木、脹痛。朝陽勞教院看我身體狀況一天天惡化，同意我去醫院檢查，但是不給出錢。一切費用要我自己承擔。我沒有錢，我要求勞教院按照規定給我出這筆錢、或者是先給我墊付上，均遭到了拒絕。直到5月份，別的法輪功學員借給我230元錢我才去醫院檢查，檢查結果是：風濕病、關節炎、高血壓、腰椎盤突出，眼底炎症，某些生理功能喪失。直到今天，只要我醒著，我就得在痛苦中度過一天。

在這場迫害中，一些警察乘人之危，渾水摸魚，敲詐勒索，葫蘆島市教養院的大隊長劉國華勒索我家屬2000元，北港街派出所指導員王學信、婁春生等人一頓飯吃掉我家2500元，這是我們這個農家一年的收入。所長李春華兩次勒索我家550元，還有其他不法人員直接或變相勒索幾千元。幾年中，我家直接損失2、3萬元。這場迫害助長著假惡鬥，使整個社會更加腐敗。

令人欣慰的是，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了江××集團的謊言和騙局，明白了真象，表現出了對法輪功的同情和支持。整個形勢也發生了變化，全世界正義的力量越來越強，邪惡的力量越來越弱，迫害的元凶江澤民和他的幫兇已經多次被告上了各國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