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訴狀提交經過

在調查中，知情者向明慧記者證實，1999年法輪大法遭到全面、公開的迫害後，很多法輪功學員一直在北京散發真象傳單、上訪，並試圖通過法律途徑及聯合國途徑，幫助人們了解法輪功真象，制止迫害。朱柯明與王傑更從書店買來有關法律書籍，分頭查找法律條款、撰寫申訴事實與理由，並在2000年7月左右寫成致高檢的申訴狀。

2000年8月25日，朱柯明、王傑從位於北京長安街的一家郵局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寄出申訴狀，指控江澤民（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軍委主席）、羅幹（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政法委書記）、曾慶紅（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組織部部長）迫害法輪功，「嚴重敗壞了國家聲譽和社會道德，破壞了國家體制、憲法及法律」。2000年9月28日明慧網曾刊登這份起訴狀。

* 原告被捕經過

明慧記者了解到，9月7日，即訴狀以掛號信寄出兩週後，二十多名警察（身著便衣）於晚間11點許上樓包圍了朱柯明、王傑當時借住的寓所。當時二人均在現場。朱柯明因其姓名和曾在北京燕山石化任外貿經理等線索已被查明，列為主要抓捕對像。思想準備不足的朱柯明被警察突然盤問「你是不是朱柯明」時，答曰「是」，於是被警察當場被銬走，投入警察停在該寓所樓下的車中。

與王傑重名者在北京數以千計，本來警察並無把握確認在申訴狀上具名的是哪個「王傑」，但因王傑當時也在現場，並且被警察查問姓名時王傑如實回答，結果王傑也當場被銬走。

經核實，前往抓捕朱柯明的警察來自北京市海澱區及房山區，海澱警察中有一名有副局長官銜。

* 王傑的遭遇

上圖：王傑

朱柯明和王傑被捕後，沒有審訊，只有猛烈毆打與酷刑，但二人毫不畏懼，寧死不屈。因身為中國公民，王傑受到的迫害更為慘烈。

2000年11月30日，北京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在給王傑（病案號53791）的《診斷證明書》上寫道：「於2000年11月24日至2000年11月30日住院治療，共7天。出院診斷：慢性腎功能不全、慢性腎小球腎炎。」 此時王傑的體重已由被抓時的70公斤降至50公斤。

2000年11月30日，王傑的親屬接到通知，將王傑接出「保外候審」。據知情者介紹，當時王傑已經完全意識不清、大小便失禁、需要隔天洗腎一次。記者看到另一張醫院單據上寫道，從2000年11月30日至12月16日，王傑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住院16天（住院號430027），費用結算為9806.98元，其中相當大一部份為做腎透析所用。

王傑在北京友誼醫院期間，警察每天在醫院監視，王傑身體一直沒有起色，也沒有開口說話。後來警察同意親屬接回家用中藥調養，但條件是「候審」，以便王傑身體好轉了再抓回去繼續迫害。

王傑被接回家後情況有所緩解，但仍然身體動不了，更不能走動。家人問及在裏面受了甚麼苦，王傑不答，只是流淚。

2001年4月中下旬，王傑在良心人士的幫助下轉輾來到海外。同年5月2日，有學員發現王傑表現出失去正常記憶的症狀，呼吸困難、身體極度虛弱，也不會像其他修煉人一樣煉功和讀法。

有的海外法輪功學員拿來記述其他大法弟子受迫害經歷的明慧文章，以及密勒日巴佛苦修的故事鼓勵王傑。一天，王傑忽然開口說道：「這些我都受過。」──文章裏寫的是大法弟子被惡警灌水、煙燙、冷凍、毆打。

一位當時的見證人告訴記者，王傑腳腕處被銬得露出了骨頭，傷口很久才癒合。

王傑證實，警察愛使用的一種酷刑，是用東西將人裹起來狠打，因為這樣打看不出外傷。

來到海外後，王傑曾問身邊的一位學員：「你知道渣滓洞吧，渣滓洞的刑罰我都受了。」該學員問：「打你的時候，有沒有過一點兒害怕？」本來不愛說話的王傑聽了立刻瞪大眼睛：「可能嗎！」（意思是根本不怕。）

友人曾問王傑：「王傑，最使你痛苦的時候是甚麼？」王傑回答：「警察用膝關節磕我腎臟[的時候]。」──王傑被抓進房山拘留所後，每天都受到毒打。警察受命江澤民與羅幹，無意問話、只是一味的毒打王傑。就在惡警用膝關節猛磕王傑的腎臟之後，王傑昏迷了一個月，經搶救才又甦醒。

在最後的日子裏，王傑出虛汗、吐血，有時只吃一兩口飯血就噴出一兩米遠，噴出的血呈蕃茄汁狀。知情者回憶這段情況時說，醫學上認為這是傷到中樞神經才會出現的症狀。王傑的身體極度虛弱，夜間睡覺時為了維持呼吸，竟然需要慢慢解去內褲，以減輕腰間鬆緊帶造成的些微壓力。但是，他一直默默的、堅強的忍受著痛苦。一次讀罷過去修煉人受苦受難的故事，王傑曾表示：大不了就把這個身體給他們（指迫害者）。談到這些，當時有機會與王傑交談的學員後悔地說，當時自己也不懂，否則應該勸他站在高處，主動否定迫害，而不是一味地承受。

2001年6月18日深夜，王傑倒在洗手間的地上，悄悄的去世了。享年38歲。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