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法

我從小就喜歡醫書，記得在我還沒上學的時候，爸爸買了本《赤腳醫生手冊》，我就經常看。後來考大學，爸爸要我學醫，我報的所有志願都是醫學院。

我被大連醫科大學錄取。在校期間，我集中精力學習。二年級時學院開始教氣功，我也很喜歡，最喜歡的是太極拳。為了學習更多的氣功方面的知識，我查閱了圖書館中所有的關於氣功和中醫經絡方面的書，又看了許多氣功雜誌，總覺得不解渴，不是我需要的。

我以優秀成績畢業留校。後來我去了鞍鋼鐵西醫院，在那裏我被選為第三梯隊，1994年脫產去黨校學習三個月，還公費去廣州、深圳實地考察。我的名利心越來越重。身體狀況越來越不好。工作不到一年，就開始咳膿痰。我不抽煙卻咳膿痰是甚麼原因？不少同事也都如此，他們說，在醫院待得時間長了，咽部就被院內的細菌感染了。我也沒辦法，吃點消炎藥就好了，藥一停就又犯。從工作第二年開始，我每年年底都發燒，第一次是38.5.C左右持續1～2天，第二次是3～4天，1994年年底那次持續近10天，每天體溫38.5～39.5.C，

內衣被汗水浸透了一套又一套。即使是用消炎藥也不見好，一點食慾也沒有，只是懶懶的躺著，心裏不斷在想，現在我年紀還輕，身體還好，以後病情年年加重，身體會越來越不好，那麼總有一天我會抗不住病的襲擊，可能用不上幾年就會死。

1994年下半年我回大連醫科大學進修，工作實在太忙。那一年師父正好來大連傳法，我聽說了，但沒太在意，以為與以往的氣功沒甚麼區別，就沒去聽。得法之後回想此事真是後悔。

1995年我開始往大連調轉。4月份我在鞍鋼體育館正門旁發現了一群煉功人。優美的音樂、高深的解說深深的吸引住了我，我一直等到他們煉完功，才向領頭的打聽，煉的甚麼功？怎麼學？他給我作了解答。我覺得還不夠，向輔導員借書看。第二天她給我帶來一本《中國法輪功（修訂本）》。我不認識她，她也沒問我叫甚麼名，就放心的把書交給了我。這份信任就使我震動。我告訴她第二天晚上還書。回家後我幾乎一宿沒睡，把書看了一遍又一遍，真是太好了，太令人興奮了。我的心情無法用語言形容，我思想深處所有的問題都有了答案！第二天一大早4點我就出門了，去參加4：30的早晨煉功，就這樣我開始了修煉。第二天晚上我又參加煉功，並把書帶去。可我還沒看夠，又向輔導員續借一天。第三天晚還書的時候我們互通了姓名。這時我才知道輔導員的名字。她建議我看《轉法輪》。我麻煩她給我請了一本。這回看得我心花怒放，太好了！我還從來沒看過這麼高深的書。

再後來參加集體學法、交流，看教功錄像，我的心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的岳父母為了不讓我回大連私下裏給我設置了許多障礙，使我產生了怨恨，學了大法後我消去了報復心。

1995年6月我回到大連，把得法這個好消息告訴了父母，希望他們也來學。初回大連我失去了集體煉功的環境，就像孤兒一樣，後來找到了煉功點，又參加了集體學法、煉功。條件成熟後，我們在家附近建立了煉功點，參加的人越來越多。

自從得法後，我不再收患者錢、物，不再接受患者吃請。同科室還有一個護士學大法，我們經常在值夜班時交流心得體會，往往是整宿不知不覺就過去了，越談對法的認識越深，越談越能看到自己的不足。

兩次到北京證實法

1999年7月20日大連市開始了對輔導員的抓捕，大家都去市信訪辦要人。後來我們被單位書記蔣峰領的一些人帶回，工作、生活受到監視。後來在派出所不保證就關押的威脅下，違心的寫了「悔過書」。雖然自以為是在玩文字遊戲，但我心裏甭提多痛苦了。

失去了集體學法煉功的環境，我的心裏非常難受。捱到2000年2月，我幾乎要崩潰了。正在這時，我看到了師父在山中靜觀世人的照片，覺得自己太差勁了。通過與同修交流，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和軟弱。我告訴媽媽我要去北京上訪，為大法討公道。媽媽希望我能帶著她一起去。可媽媽替妹妹照看著外孫女，孩子太小無法脫身，於是我們帶上孩子一起去。

我們一行三人於2000年2月下旬的一天飛到了北京。到時已是下午，我們直奔天安門廣場。我們在旗桿和紀念碑中間煉功，做的是「頭前抱輪」。不一會我們被一大群警察和武警包圍了，接著被推上了一輛依維柯車。車裏已經坐了幾個大法弟子。車轉了一圈後把我們送到了天安門廣場派出所，登記後我們被關進了鐵籠子裏。有一位女弟子帶了一本《轉法輪》。被警察在籠外發現，他進來搶，我阻止他，被他一連串拳頭打得兩眼冒金星。那個女大法弟子還是被打倒在地，又被拖了出去。

我們集體背《論語》、《洪吟》，震懾邪惡。不一會大連的駐京警察來了，領頭的叫王國慶，把我們三人帶到北京建新賓館16樓。在那裏我們被搜身，翻包，並被限制自由。由於我雙眼淤血，3天後才由大連的警察接回。火車行到瓦房店，兩個警察都睡著了。我們同行的7、8個人都沒有下車，這是我們悟性不好，對邪惡的本質認識不清造成的。

回到大連我們被關進了大連司法局戒毒所（位於淨水廠附近）5樓。當天，小外甥女由我妻子接了出去，六天後爸爸交了4000元罰金及240元伙食費才把媽媽接出戒毒所，卻又被派出所送進了看守所拘留15天，並被要去了200元看守費。

我被關押之初還覺得我會很快出去，可是10天過去了，情況卻越來越不好，特別是不能學法，真是痛苦萬分，加上邪惡的「轉化」，真令人難以忍受。後來又有新學員進來，帶來了大法書，我們藉著走廊上的燈光輪換著學法，認識到自己做得還遠遠不夠，還要證實法，不能順從邪惡。

我被關押在戒毒所的第20天，我想我不能在這，我要出去。那天下午惡警又組織學誣蔑大法的材料。我說我不參加，被惡警帶出用拖鞋底左右開弓打我的臉。我堅決不屈服，沒有感到痛。後來認識到是師父替我承受了。610辦公室姓姚的頭頭來找我談話，我明確的告訴他，以後類似「學習」我絕不參加。他沒說甚麼就走了。不一會，來了一個惡警威脅我，說要把我送教養院。我說送哪都不「學習」。隔了一天，就是我被非法關押的第23天早晨，610辦公室的滕主任又組織「學習」，我堅決不參加，有好幾個學員也跟著一起抵制。惡警把我關進了2樓的「小號」（2米長，1米寬四週無窗，地面有一鐵環，叫地環），並用手銬穿過地環把我的兩手銬住，還把我的鞋脫掉扔在小號門外。

後來他們把我的爸爸找來，逼他交了4000元罰款及880元伙食費才讓我離開。我住地派出所的張副所長又把我帶到派出所，由馮警察作了筆錄。由於自己對邪惡沒有充份認識，覺得正當上訪不怕別人知道，就在筆錄上簽了字，配合了邪惡，被加重迫害。他們又向我爸爸要了200元看守費後，又把我送到了姚家看守所非法關押。由於自己對抵制邪惡的認識不明確，配合了邪惡，在它們的材料上簽了字，順從了邪惡的迫害。

在治安科我對拘留決定抗議，不簽字。後來邪惡說是公安部的規定，並拿出報紙作證，我居然被它們騙了，在「大法弟子還怕拘留？」的刺激下，簽了字，中了「激將法」，犯了證實自己不怕關押，而不是證實大法的錯誤，實為遺憾。

說是行政拘留，卻實實在在的被關進了監獄。15天到了，張副所長把我接出了拘留所，在看守所門外，五院的書記蔣峰、黨辦主任宋榮娜等在那裏，她們都來問我還煉不煉了，我說煉，他們就一起把我帶上車，把我送往戒毒所。在路上他們威脅說只要煉就戒毒所和看守所兩面來回送，這輩子就別想出去了。

到了戒毒所，看門人認出了我，立即打電話找610辦公室的姚主任，說戒毒所不收我。派出所也不收，就把我送回了單位。蔣峰和宋榮娜非常不滿我對北京警察說出了單位，抱怨連累他們。我說上訪不說明來意和單位怎麼對呢？當時對邪惡迫害的嚴重性認識還不清楚，還認為上訪不報姓名不夠「真」。

後來我被停止了工作，每天在大會議室裏「反省」。一週後讓我去科裏當衛生員，拖地、掃廁所，每月只給270元。當時認為我們是好人，應該讓人慢慢理解，甚至想當年「右派」都幹過這樣的活，我們也能幹。順從了舊勢力的安排，把這場迫害當成了人對人的迫害，承認、接受了迫害。繼而出現了搖擺。

黨委書記蔣峰與610勾結，找來了大連教養院一夥邪悟的人做「轉化」工作；又找來了馬三家教養院一夥猶大來「幫教」；又把我們4人送去馬三家教養院「學習」；又找來了610辦公室的於主任來威脅要把我們送進教養院；又以黨的紀律相脅迫，被逼之下寫了不該寫的東西。這以後我每天在痛苦中煎熬，明知大法好，卻不能說真話，真是生不如死。

因為我的工作無人能替代，我又恢復了工作。通過與同修交流我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上網聲明自己在被脅迫下寫的東西不是自己的真實想法，是錯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廢。此後我的狀態有了好轉。

2001年2月，我準備再去北京為師父申冤，彌補自己的過失。此時蔣峰又來威脅要把我送教養院，說我的存在影響院長先進了，影響書記先進了，影響全院人員長工資了。為了不牽連任何人，我向單位提出把關係轉到人才交流中心。

在2月的最後一天早晨，我從地鐵站東口走上了天安門廣場。我高呼「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並打出橫幅，一邊喊一邊向天安門方向走。許多人看到我，露出了驚異的神情。

北京惡警的殘暴

在廣場走了差不多一半的時候，一個年輕便衣向我跑來抓我，我躲閃開，在廣場上跑，擺脫他。周圍的人越來越多。從人群中又跑出來一個中年便衣男人在前面攔住了我。他們把我抬上一輛依維柯車，拉到了天安門廣場派出所。那裏的值班警察還沒睡醒，嘴裏不乾不淨的嘟囔著要把我銬在暖氣管子上，我就是不配合，他就掰我的手指，我咬牙堅持還是不讓他銬我，可這樣掰下去非把我手指掰斷不可，我就看準他的一個小手指，一把握住用力掰，他害怕了放開了掰我手指的手。這時來了一個電話，趁他接電話的時候，我跑出了派出所大門，可惜被外面的警察堵住了。

二次回到派出所裏，它們把我帶到一間空屋裏，又跟進來十多個警察，他們都沒有戴警號。突然一個警察向我面部打來一掌，而我的腳下卻被絆住了，就仰面摔倒在地磚上。警察們一擁而上，給我戴上了背銬（右手在右肩上銬住，再把左手從左腰部向後上背與右手銬在一起）。有人踩住我的背，有人按住我的腿，我一動都不能動。它們問我姓名、住址，我一概不回答。它們就褪下我的褲子，用多根橡膠警棍一起打我的臀部和雙側大腿後側部，那真是刀割般疼痛。我此時心裏只有一念「死也不配合」，咬緊牙關，沒有一點呻吟聲，心裏一遍接一遍的默念《正大穹》。過了一會，我一點也不覺得痛了；又過了一會，我甚麼都不知道了。他們在我的臉上潑水，我醒過來，發現有警察在我的臀部和雙側大腿後側部穿著鞋踩來踩去又擰來擰去，又用橡膠警棍碾來碾去。還有一個警察把一種液體用棉籤塗在我的頸部和鼻孔裏，被塗的部位火燒火燎的痛。接著它們把我拖到鐵籠子裏，放在鐵椅子上，又在我的兩手上了銬子。我意識清楚，但睜眼的力氣都沒有，身體就像不是自己的一樣，一動不能動，全身都被汗水浸濕了。惡警又往我臉上潑冷水，又往我頸部塗那種使皮膚火燒火燎的藥水……，後來有人問我姓名、住址，我一言不發，又問我是否喝水，我仍不回答，我知道它們是在判斷我是否清醒。我一動不動的半躺在鐵椅子上，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有個惡警抬起我的腿往瓷磚地面上磕，我一動不動，它把我的鞋脫掉，腳後跟往地上磕，我仍不動。

反覆多次後，我聽到有人打電話說：「我們這有個截癱的，快點來看看。」

後來惡警把我的手銬打開了，我就這麼躺著，可能是到中午吃飯時間了，沒有人在我身邊，我走出鐵籠，去了趟廁所。我想我得出去，就往外走，走過警察待的房間門口時我被發現了，它們把我攔回了鐵籠。我就伏在籠中的長椅上，就這麼伏了一下午，我仍想我得出去，就等待時機。

下午它們改變了方式，不斷的詐我說：「王玉斌起來吧，已經查出你來了。」又點了許多人的名字，就像是他們真認識我似的來試探我。後來又有許多各地駐京警察來辨認我，他們都說不認識我。我甚至聽到天安門廣場派出所的警察對某地駐京警察說，：「就當作是你們那的×××把他接走算了。」那人在它們的央求下已經答應了。當他過來看過我的情況後就立即變卦了。

到了下班時間了，許多警察站在鐵籠外商量著。其中一個像是頭頭的對一個小警察吩咐些甚麼後，就都走了。我覺得應該是晚上九點多鐘了，我該走了，就起來了。那個小警要我給它拖地，我沒拖。它就推我，我就順勢坐在地上。它說你走吧，就扶著我走出了派出所。它一邊走一邊問，你恨我嗎？我說不恨。它又說你得感謝我，給了你那麼大德。它又問我叫甚麼名字，從哪來，我都沒告訴它，它把我向火車站方向扶，走不太遠，它就回去了。在路邊休息了一會後，我想我還得回天安門，就問了天安門廣場派出所旁的冷飲亭小販，他們告訴了我天安門廣場的方向，我就向那邊走，剛走不遠，那小警就跑來了，它又把我引向火車站方向。

我也沒體力了，口渴得很，我走進一家商店，想買點東西，剛問完價，就暈倒了。醒來時被兩個便衣警察架上了出租車，拉到了另一個派出所。他們用我的十元錢付了車費後，就把我關進了派出所的隔離間，他們問我臉上的傷是怎麼搞的，我告訴他們遇上歹徒了。問我姓名、住址我都沒說，他們就不放我走。我要了些水喝，頭腦清醒了許多，覺得不能在這裏待著，就反覆喊頭痛，值班的看守去請示後回來問我有錢嗎？我說有沒有錢都得上醫院，看守看我沒錢就把我放出來說，你自己去吧。我說不認路，他說出門往右拐，一直往前走就能找到。出了派出所走出一個長長的小巷，我一路打聽找到了火車站，搭了一宿大客車到了瀋陽。下午乘火車晚上回到家。

再受迫害

在家裏休養了一個多月才恢復。

2001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替妻子送琵琶去琴行修理，回來時路過人民廣場，向一婦女講「法輪大法好」，卻被她舉報。警察把我帶到派出所，惡警趙勇對我體罰逼供。把水從我頭上倒下，淋濕全身，然後開開窗，把我放在風口上吹；把我強按在牆上像壁虎一樣伏著；不讓坐，只許站；不許上廁所；不許睡覺並拿走了我的兩部傳呼，一串鑰匙，一部手機和50元錢，毀了我的乘車月票。第二天早晨，我正念要離開派出所，我從手銬中褪出了手，闖出了派出所，我找到了一個同修家待了一天，並把我的經歷告訴了他們（此為失誤，不該告訴任何人），晚上回了家。過了十多天有人到我們那個單元登記住房，說是辦產權證，我妻子告訴了他們我的姓名，配合了邪惡。2001年5月15日，在路上有人向我打招呼，我答應了，事後卻想不起在哪見過此人，可能是警察為確定身份用的伎倆。

2001年5月16日早晨，我妻子上班剛一開門，人民廣場派出所惡警趙勇帶人就衝進了我家，把我綁架到了人民廣場派出所。它們把我銬在鐵椅子上，不讓穿鞋，只穿單衣，解去腰帶，椅子上倒上水，我坐不得，站不起。我絕食抗議。當時由於情重，以及對法理解不深，認為承認自己學法煉功不是錯，怕連累家人，有可以闖出派出所的機會也沒走，又在筆錄上簽了字，照了像，配合了邪惡，使迫害加重（應該堅決不配合）。

第二天下午，它們把我送進了姚家看守所，我被非法關押的第11天趙勇和另一個惡警來提審我，我不配合它們，也不在筆錄上簽字。它們威脅要把我教養三年，就走了。我被非法關押的第53天，它們又來了，宣布無罪釋放，我剛在釋放證上簽完字，趙勇就拿出了教養通知書，要把我教養1年。我說我沒罪，拒絕簽字。它們就強行給我戴上手銬，把我推上一輛吉普車，送到了大連教養院。在教養院我拒絕簽字，還是被送了進去。

教養院新收大隊是5隊。在那裏，白天都在板凳上坐著，大熱的天，一天只給兩次水喝；每天只許上3次廁所，每次只有數3個數的時間；不能洗澡，床上、被褥上到處有蝨子。許多人身上長了疥瘡，我也被傳上了。在5隊呆了一個月後，送我們去女隊「轉化」，因為能作「轉化」工作的只有邪悟的人。眼看著一個一個被「轉化」了，我想不能被動等待，應該主動出擊，就與曹玉強商定，抵制「洗腦」，再讓我們去「轉化」，我們就高喊口號。可後來警察卻再也不讓我們去接受「轉化」了。

2001年8月9日我與其他19名大法弟子一起被送到遼寧最北部的關山子教養院。第一天夜裏我就開始煉功，被阻止。第二天我與同去的大法弟子探討煉功問題，意見沒能統一，但在發正念的問題上大家意見一致認為應該集體發正念。我們房間10個大法弟子晚上9點集體發正念。在我們第二次集體發正念時，惡警指使20名被教養人員來阻止我們，給我們每人都戴上了手銬，分散開架到樓上各個房間。我和馮剛被押進了小號，背銬掛在牆上的鐵環上。一天一宿後，在我的強烈抗議下，才把我們從小號中放出來。我們繼續絕食，要求允許煉功。我們絕食的第5天，它們把我們倆拉到衛生所灌食。它們把我雙手銬上，又綁到椅子上，往我的鼻孔裏插胃管，我正念抵制，雖然我的兩個鼻孔都被插出了血，胃管它們始終沒有插進去。它們又把我綁在床上，往我腳上的血管裏注射藥水，我全力抵制，結果把我的腳都打腫了也沒紮好。

第二天早晨我們還在睡夢中，惡警又指使被教養人員在被窩給我們戴上了手銬，押上汽車，送到了馬仲河2大隊。2大隊有5個中隊，第2、3、4、5中隊分別關一個大法弟子，我們的煉功要求得到了默許。我在那裏堅持煉功，出入不報數，不穿號服。它們把我們用手銬分別與「包夾」人員連在一起43天，最後在我們的強烈抗議下才摘掉。

後來我又被送到6大隊，我又絕食5天，爭取到不戴手銬自由煉功的權利。冬天來了，從6大隊回到關山子教養院院部，我不聽王書記的支使，又被關進小號13天。我被關期間小號門敞開著，人就像坐在院子裏一樣冷，每分每秒都十分難熬。我被關進小號的第3天，我身上的疥瘡加重，出現了淋巴管炎。關山子教養院獄醫張帆來看過，知道病情嚴重，說應該治療，問我接不接受，我認為大法弟子被迫害，也應享有就醫權，就接受了治療。全身抹上硫磺軟膏，用燈烤。又靜脈輸了液。在後來就在小號裏輸液，我認識到不該接受這些東西，每次輸液就把輸液針頭從血管裏拔出來，但不讓針頭脫離固定的膠布，這樣警察看我在接受輸液，實際上藥水都順著皮膚流到小號的下水道裏了。後來我就堅決的拒絕輸液。由於做得不純正，被人情帶動，覺得很艱難。後來我又回到6大隊，不過是換到了另一個中隊。開春後我又隨6大隊去了河屯磚場。

最後關山子教養院多關了我一天，在多關的一天裏我不再吃教養院的飯。出教養院時我不簽字，也不允許親屬簽字。

回到家裏我學法，學習明慧文章，找到自己的不足。原以為做得很好，可還是順應了邪惡，被剝奪自由1年。這個迫害根本就不該發生。

寫出來供大家吸取教訓，減少損失。不當之處，請同修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