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我們正好可以利用舊勢力的這種安排講真象。首都市民對社會話題的敏感程度和參與精神一直都是全國最突出的，如果用聊天的方式與他們交談，很多人都非常愛聽。面對面講又可以直接看到對方的反應，可以更有針對性，這樣能做的比較紮實深入，效果也立竿見影。而且表面上沒有任何可以作為邪惡迫害的「證據」的東西，只要自己心正，做的自然，不留刻意「講真象」的痕跡，即使是直接對警察講，他們也只能說你是在談自己遇到的、聽說的事。惡者無可奈何，有善念的警察很快改變了原來的邪惡表現，紛紛指責看守所、勞教所警察的獸行，罵他們是敗壞警察形像的敗類。

有些同修倆倆配合，走到哪兒，講到哪兒。在公共汽車上，他們像朋友聊天一樣，互相交談。以第三者的身份，從「我的鄰居」是法輪功，剛回來，受了甚麼迫害開始，結合國內外形勢和北京人喜愛的話題一步步講下去。全車廂的人都為之震動，前面的人扭著脖子聽，後面的人探著身子聽。年輕人不住的點頭，老年人豎起了大拇指，說：「說的好，我們愛聽！」

有一些同修由於受惡人的迫害，自己的家庭被破壞。他們就紛紛以此為由，去找律師諮詢，而且每次找不同的律師事務所。把自己家庭被破壞的來龍去脈講給律師們，要求法律支持，同時順便就把自己在看守所、勞教所裏所受的迫害全講了出來。同修配合時往往是互相說對方遭受的迫害和自己看到同修所受的迫害時的同情與對難中同修的幫助。很多律師都是七尺男兒，聽得眼淚汪汪，紛紛表示，警察打人是執法犯法，任何時候都不對，只要法輪功學員肯聘他們做律師，他們就願意做代理。

這樣的實例還很多，不多說了，只是為了說明一下面對面講真象在北京的效果。當然這些同修能起到這樣的效果也是他們修到那種狀態上了。大家不一定一次針對那麼多人講，只要遇到的人就講就可以了。有的同修只是向行人問路，這樣短暫的邂逅，都不忘告訴對方自己本來路很熟，因為煉法輪功在勞教所裏被打得失去了好多記憶，所以想不起來了。世人往往非常同情，很多人都像是從來沒聽說過一樣表示出強烈的氣憤和震驚，有人還會主動提問。

當然我們與同修交流的只是自己的經驗之談，其他同修也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和經驗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