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法也挺偶然的，當時父親給我講他看完《轉法輪》的感受，而且還說：「如來佛不是最高，而是最低的……」我一聽就來興趣了。後來父親還給我讀李老師的小傳。從那以後我就開始煉功。我煉功後變化很大，我以前得的癔病也不翼而飛。內心的變化也很大，真像師父說的：「世界觀發生了轉變，知道怎樣做人了。」我們一家四口都學，從此以後家庭和睦了，鄰里之間變好了。

當我們正在幸福與快樂中生活時。突然1999年7月20日江××團伙開始鎮壓迫害法輪功，電視廣播全天播放誣蔑法輪功如何不好的謊言。我不相信那些電視媒體的造謠宣傳，我從來都沒懷疑過大法，我是修煉法輪功的親身受益者。我如果沒學法輪功，那可能和那些在社會上的年輕人一樣，吸煙、喝酒、賭博，甚至幹一些更不好的事。我學法以後明白了甚麼是好，甚麼是壞，甚麼東西才是人應該擁有的，所以我徹底遠離了那些不好的東西，按照師父教我們的真、善、忍去做人。

我帶著這些想法，去北京上訪，行使公民的權利，就是想以我的親身經歷，向國家、向人民說一下法輪功是正法，對人對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媒體的報導應該以事實為根據。可信訪辦成了公安局，他們並不允許你說話，沒有你說話的機會，只要你一提法輪功上訪，馬上就把你抓起來，從哪來的送回哪去。我不知道憲法規定的信訪自由，言論自由都在哪？後來沒有辦法，我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和平請願，廣場的便衣很多，我們剛坐下就被便衣發現，抓起來，送到前門派出所。在那裏，我看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同修，有被抓進來的，有被帶走的。有的同修被抓進來，不報姓名、地址。我當時報了真實的姓名和地址，結果被當地的警察接回來，送進了看守所。

第一次進看守所是在99年12月末，當時，父親、母親、姐姐和我都被抓進去，家裏只剩下80多歲的奶奶和才高中畢業的哥哥，千斤重擔就落在他一人的身上。在看守所裏我遭到犯人的毒打，幹警的辱罵，沒有了做人的尊嚴，這是我人生一次深刻的經歷，當時我只有18歲。

由於自己法學的不紮實，在關鍵時刻沒做好，做了一名大法弟子不該做的，我很後悔，但師父並沒有拋棄我，一次次的慈悲點化，使我重新走回修煉的路上。後來我們每人，被勒索罰2000元錢被放回家，當時還有我三姐，她被勒索罰5000元。

回家以後我加強了學法，從理性上認識，我不能就這樣下去，我還得去北京，有了這一念，師父又給我一次提高的機會。我在2000年10月份再次進京證實法。後來又被抓進了看守所。當時我和父親一同去的北京，我們被抓後，派出所到我家把我姐也抓了起來。就這樣，我們三人又被關到了一起。後來我們被非法送到勞教所。

我和父親都被非法關押到二大隊。在那裏的人沒有大小的概念，沒有老少之分，幹警不把這些人當人看：犯人之間也互相欺壓，再加上超強度勞動，主要是裝火車皮，裝煤，兩人抬一筐，一路小跑，慢一點，警察就拿膠皮管子在後面給你來一下。有的人肩頭都爛了，那也沒人理你。在那裏流傳一句話：「進了撿煤山，不死也得穿。」人幹甚麼都有一個極限，但在那裏幹的已經超出人的承受能力，有的人因為承受不住臥軌自殺了。有人從那裏出來後說：真不知道人間還有這麼苦的地方。

就這樣，我在那裏呆了七個月。在2001年10月份，非法勞教我的期限到了，勞教所讓寫出院感受，我實話實說，最後我寫到簡直就是人間地獄。

在我被釋放的當天，我所在的大隊，又有三名同修外出勞動時正念走脫（米中生、王海波、賈連如）。當時在教養院的影響太大了。動用了全院的警力，抓捕。我還沒回家，教養院的車就到我家了，他們認為這些人跑和我有關，一看我沒回家就更懷疑了。其實我當天去了同修的家。我想借此機會帶一些資料回來。當時我們地區也沒有資料，和外邊也聯繫不上。就這樣，第二天，我帶了2000份傳單和一些講法回家了。就在客車到我家時我還沒有下車，派出所的人就把客車截下了。我拿的資料都放在大兜裏，兜裏裝的是被、褥，在那裏裹著，他們讓我上派出所，這怎麼辦呢？正在這時我哥來接我，當時是我大哥開的三輪車來的，我就把我這些東西都給了我哥。我上了警車和他們來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有勞動教養院的副院長，還有幾個人我不認識，也是教養院的，都在那兒。那個副院長問我：你昨天幹啥去了，為甚麼沒回家？我理智的說了一些話，後來他又說昨天跑人了你知道嗎？我想跟他們沒有甚麼好說的，就說不知道啊！他們又要我把兜裏的東西都拿出來，當時我身上還帶著師父的經文，我一想不能給他們拿出來。就這樣我把別的都拿出來了，他們一看沒有啥，就說：「那你寫個保證吧，今後不許進京……」我一聽就把臉撂下來了，我對它們說：「你是知道我們煉功人都是好人沒有錯，你讓我保證甚麼呢？保證我是不會寫的，你們要是沒事我就走了」，說著我就離開了派出所上了我大哥的三輪車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我在想，只要念正，師父甚麼都可以給我們做。真是啊，就在師父慈悲呵護下，我磕磕絆絆走過了這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