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99年7月大法遭受邪惡誣陷時，我還沒有把自己當做真正的大法弟子。那時就知道電視播放的是造謠陷害，都是不實之說，就這樣在家裏偷偷煉。由於家人還阻止自己，就想不能老這樣沉默不語、無動於衷。我也是大法學員，從此以後有機會我就出去做真象，沒有傳單，自己寫。後來看到網上登載西方學員上天安門證實法，使我心靈深感震撼，我也要走出去證實大法好。

2002年7月19日晚，我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車，一路發正念，清除我正法路上的一切邪惡因素。20日早7點多鐘下車，坐車到前門，走到天安門城樓下，環視四週，只見每隔幾米遠一輛警車，隔不遠就一個警察。我轉了一圈，心裏有點不穩，就自己責怪自己你還是大法弟子嗎？你出來就夠晚了，海外遠隔重洋的同修，都能放下生死，你還有甚麼放不下的呢？就是這股力量促使我掏出揣在懷裏的「法輪大法好」的橫幅，喊出了期待已久的心裏話「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師父清白」，震撼了邪惡。在師父的慈悲的呵護下，我安全離開了天安門，到了北京哥哥家住下。

哥哥也知道我修煉，由於受造謠媒體的宣傳，怕我回家以後有甚麼危險，在無知下告訴他認識的幾個猶大，讓她們勸我放棄修煉。可是她們沒有來直接找我，卻通過當地派出所到我哥家把我用警車拉到派出所。晚上10點鐘，他們開始盤問我家庭住址，我沒告訴他們，他們就逼問我哥，還有一個政保科的叫任連利的，他帶著幾個警察返回到我哥哥家，把我帶的包和包裏的橫幅翻著，拿到派出所。這一宿他們派兩個警察看著我，我在椅子上坐到天亮，6點鐘哥哥和嫂子來給我送飯。哥哥也沒想到是這樣結果。

在此同時，我家裏災難臨頭，因為我沒說姓名、住址，不法人員就發傳真和我家這邊派出所聯繫，核實好，當天派出所就到我家翻個底朝上，把書、錄音機、錄音帶全部拿走，還要罰款，還要拿我們家的房照。當天下午，不法人員把我送到了海澱區所謂的培訓基地，也就是洗腦班。在那，幫兇的猶大們讓我寫決裂，我讓她拿紙、筆，我寫下了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堅修大法到底。她們看了就說：「你不寫決裂，你就走不出這屋」，我就立掌發正念，她們搬我的手，不讓發，還說這是不善。晚上嫂子拋下7歲的孩子陪著我，連續三天她們就說誣陷大法的話，曲解師父的法，我就閉目不聽，心裏默念正法口訣。

到了第四天，哥哥來看我。幫兇的猶大們告訴說，我還是態度堅硬，哥哥就拿出了和他們的簽約，給我念。聽到他念到如果我不轉化，他們全家老小五口都得驅出北京，聽到這，此時的心就有點被情所動。第五天早晨，嫂子跟我說，咱在這住一天就是三百元，我以為聽錯了，就問她，你說甚麼，再說一遍。她說，一天就三百。當時我的心就是一動，覺得有一種壓力感，於是就違心的寫下了一生都抹擦不掉的污點。

就在這天晚上我做個夢，好像很多人往坡上走，我是最後一個，走得非常累，也追不上。夢醒了天也亮了，外邊下起了雨，我看嫂子和幫兇們都在熟睡，心想我不能就這樣毀了自己，我得走，穿好衣服，找到紙筆，開始寫「哥哥、嫂子，對不起，我來給你們帶來很多麻煩，欠的情以後會補，昨天寫的，我會通過明慧網聲明作廢」。然後，頂著小雨離開了洗腦班。後來我想起了7歲的小姪女，再次被情所帶動，我覺得我這麼走了，小姪女不能上學，全家人都得離開北京，所以我寧可毀了自己，也不讓家人跟著受連累。我當時沒有想到這一切都是江氏一夥迫害造成的，並不是自己的錯。我流著淚又回到了不該回去的地方。

後幾天洗腦班整天放誣陷大法和師父的錄像，幫兇的猶大們還講一些歪理邪說。我也不聽、不看、不說，就沉默不語，想早一天出去，在那呆了九天整。洗腦班欺騙勒索了哥哥共6000元，最後還搞了個歡送會。我心裏有一種不安的罪惡感，感到師父在為我痛心，我給大法和師父帶來了不可彌補的損失。

回家後，派出所和治保來找我，讓我寫保證，以後不准再出去，還三番兩次來騷擾我，家裏人也很擔心害怕。就這樣我帶著孩子，流離失所，在外面租房住，至今也沒有回到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