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於勞教所阻止我煉功，我採用絕食的方法爭取煉功的權利。在此間，警察和我談話，對我威逼利誘，並列舉了各種整人的辦法來嚇唬我。我也借此機會告訴他們大法修煉的真實情況，向他們洪法。後來勞教所警察的領導跟我商量：每隔兩天給我找個房間讓我煉一個小時。言外之意很清楚，就是不能向別人講，實際上就是偷著煉。因為我爭取煉功是要求大法修煉的權利，而不是為滿足自己修煉的需要，所以我向那個警察講「這不是一個好辦法」。

當我絕食絕水到很難受的時候（嘴裏發粘、發臭），負責看我的勞教犯人勸我說：你就偷著喝點水，要不你的命就保不住了，誰也不給你說出去。我當時想：現在普天的眾神都在注視著我，我必須走正自己的路。我絕食絕水到第8天的時候，一個為政府做工作的勞教犯人偷偷告訴我說，警察正在讓他寫假材料，說等我死了之後，向外說我是自殺，以此來破壞大法。我當時心裏一震，考慮後我向他們說我開始吃飯了，我要用其它的方式爭取煉功的權利。

在此期間，勞教所的同修知道我的情況後，曾有過一次集體絕食（30人左右），警察當著眾同修的面強行給我從鼻子裏下胃管灌食。

二、我吃飯幾天後，就開始晚上起來打坐煉功，當時想自己應該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所以煉功並不迴避警察。每次警察看見我煉功之後就用電棍電我，當時我覺得這是過關，就不斷地默背《洪吟》以使自己保持正念。有一次警察在電我的時候，電棍突然壞了。

由於我每天堅持煉功，警察又從別的中隊借來了一個高壓電棍，電棍一觸到我，我就被電的一個跟頭。當我連續摔了幾十個跟頭之後，警察的電棍脫手了，因為他電到自己的手了，電棍掉在地上摔壞了。

後來有一個階段，當我晚上打坐煉功的時候，有的警察就假裝沒看見，有的警察看見後只講一句讓我睡覺。也就是說我在勞教所裏基本上可以煉功了。可是情況很快就變了，警察找到我說：現在別的中隊的法輪功學員有人要求調到這個中隊來，原因是這個中隊可以煉功。警察講，如果是你一個人的問題都好說，現在這種情況可就不好辦了。然後他們就用更邪惡的手段對付我。後來我想，這已不是我自己突破過關的問題了，而是整體的大法弟子突破邪惡迫害的問題了。

有一次，姓杜的警察見我煉功後，把我叫到一間沒人的屋子裏，用警棍狠命地打我的前胸、後背，幾乎每一下都將我打倒在地，每一次我都從地上站起來。後來我想，怎麼打起來沒完了，於是就把腰挺得更直，心想，打吧，打死我也不怕。警察突然不打了，開始用棍子捅我，不知怎地把我的額頭捅破了一個口子，鮮血滴了一地。警察才住手，此時我的前胸、後背已是道道血痕，都花兒了。這是發生在2000年春夏之交的事。

三、我在勞教所一直保持著一種態度「我修煉沒有錯，我不需要改造」。所以拒絕寫文字性的東西，包括作業和其它與改造有關的東西。我也拒絕幫別的勞教寫，因為我當時想「人就像一個容器，裝進去甚麼就是甚麼」（《溶於法中》）。警察開始沒有在這件事上強迫我做甚麼。後來我覺得同修們應該整體提高，就和同修講不應該寫那些東西，於是大家都不寫了。這下警察不幹了，開始採用各種手段迫害我們，拿電棍電，不讓睡覺等。有一天，警察（方、林兩人）把我們5個叫到電視房，打我們的耳光，一個一個地打，每一下都使我們幾乎摔倒，一位同修連續不斷地被打了1小時零6分鐘（有勞教看了時間），最後我們幾個的腦袋全都被打變形了。被打最多的那個同修的眼睛已經充血了，我的嘴和鼻孔也都出血了，鮮血滴到地上。警察並不罷手，又拿來電棍電我們。從晚上九點半左右一直到凌晨三點，兩個警察一直打了我們5個多小時。打我耳光的警察在洗手時，手都腫起來了，握不上拳了。

後來管教科下令，我們幾個（堅持不寫的）可以不寫「作業」。在這期間我又拒絕參加考試等，因此而被加期2個月。

這次挨打以後，我的耳朵後面腫起了一個大包，而且越來越大。警察由於心虛，讓我去治療，我拒絕了。當時我參加勞動是在室外籃球場上，已是冬天，凜冽的寒風吹到我身上，那個包破了，膿血不斷地滴到地上、衣服上，我還是堅持著……後來滴膿的傷口開始乾燥癒合。身邊的勞教犯人都說挺神奇，不用醫治自己好了。這時警察來「關心」我，強行給我的傷口處貼上膠布。我堅持把膠布揭下來，他們就用手銬將我銬住，後來警察覺得總銬著我也不是個事兒，就恐嚇我，用鎬棒兒（農村種地用的一種農具）打我、各種手段折磨我。我一直堅持要把那沒用的膠布揭下去，最後姓魏的警察把我傷口處的膠布揭下來，嘴裏還念叨著，「不用你揭，我給你揭。」我的目地達到了，我很高興。

從此以後，姓魏的警察對我耿耿於懷，多次找茬拿電棍電我，打我。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一間放被褥的屋子裏，找來四個勞教犯人按住我，用布把我的嘴堵上，用電棍電遍我的全身，最後覺得我的手比較敏感，就把電棍使勁頂到我的手上，並找來姓張的警察，用電棍電我的腳。後來我的手被電棍捅破了，皮開肉綻，他就把電棍捅向露肉的地方。在這個過程中，該警察重複地問我兩個問題：「大法好不好？」「修煉錯沒錯？」我堅決地回答「大法好！」「修煉沒有錯！」那次電完我之後，我的兩個手都腫起來了，像饅頭，並起了很多水泡，之後在水泡處的肉一層一層向裏爛，半年後才痊癒。

四、後來，勞教所又直接針對大法修煉者辦了個學習班，要求半天學習，半天練隊，並說在百日之內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修煉者轉化。當時我意識到這是針對大法來的，不能聽從其安排，就向警察說，我不參加學習班，也不練隊！在練隊的時候，我就站在邊上看同修們在那練，希望更多的同修和我站到一起。在此期間我考慮學習班（大家坐在一間屋裏）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想法，就和同修們坐在了一起，找機會和同修交流我的想法：應該破除這些邪惡之徒對大法學員的迫害，不應該練隊等等。一有機會，我就和大家一起學習經文，當學習班上放那些破壞大法內容的錄音時，我就出聲背誦經文。後來再練隊的時候，越來越多的同修和我站到一起來了。等將近一半的人拒絕練隊的時候，勞教所裏針對大法弟子練隊的這種形式就沒有了。然後是我們修煉的人一個一個從學習班裏走出來，拒絕參加學習班，最後這種學習班的形式也不存在了。

五、勞教所裏有時給我們開一些會，會上有那些邪悟的人念破壞法的文章等。當時我想，台上的人在念破壞大法的東西，台下的大法弟子坐在那裏無論聽或不聽都是對修煉人、對大法的一種直接侮辱和迫害。一次開會的時候，當台上開始有人讀破壞大法的內容時，我就站起來走出了會場。會場外的很多警察好像沒看見我一樣，過了一會兒才過來問我，誰讓你出來的？我說，裏邊在破壞大法，我不能在那兒呆，所以就出來了。那些警察好像覺得我應該出來似的，並沒有難為我，還不時有警察過來聊兩句，我就和他們講江××集團迫害大法的事實。

六、在這個勞教所的這段時間裏，警察用「打、電、不讓睡覺」等各種手段迫害大法修煉者，逼著修煉者所謂的「轉化」。迫害非常多，非常普遍，也非常邪惡。為了使自己保持正念，我一有機會就背法，一有時間就背。在那種環境下很難看到師父的講法，只能這樣彌補一下學法少的欠缺。

七、2001年9月份，我被做為惡警們認為的頭號「反改造分子」轉送到另一個勞教所，這時我悟到不應該參加勞動了。邪惡的警察利用了我們的善良，我們修煉人經常被強迫勞動到凌晨三點左右，有時甚至一直勞動到天亮，第二天早上繼續幹，還以勞動不好打罵我們。漸漸地，勞動成了警察迫害我們的一種方式了。所以我開始拒絕參加勞動，給警察的理由是：我修煉沒有錯，我不需要改造。

八、邪惡集團開始給我定的勞教時間是一年半，後來又給我加期一年（中國的勞教政策最多加一年）。我在勞教所期間頂著邪惡的壓力爭取煉功、不寫作業、不參加考試、拒絕參加學習班、拒絕練隊、拒絕參加有破壞大法內容的會、不參加勞動等。通過努力，我都做到了或不同程度的做到了。為甚麼邪惡之徒還能迫害我，我還沒有自由呢？後來我悟到，邪惡之徒控制我是通過我的肉身，因為從精神上它已經控制不了我了。於是我開始絕食絕水，靠被動進食維持生命9個月的時間，一直到勞教所給我的加期期滿（當時對大法弟子的迫害是加期期滿不轉化者，重新勞教，送其它勞教所）。在此期間，警察用各種卑鄙手段讓我吃飯，電棍電遍我全身，嘴都被電的腫老高，還用自來水管往嘴裏灌水等。

單位把我從勞教所接出來後送到醫院檢查身體，當時身高1米75的我體重只有42公斤（原來73公斤左右），心跳40多次，腳浮腫等症狀，醫生說再這樣下去就有生命危險。這時我利用一切機會揭露勞教所裏的邪惡。在這種情況下，單位領導還是跟我說，如果堅持修煉，就不能給我自由。鑑於我的身體狀況暫時不能送看守所或其它勞教所，單位公安處就雇6個人看著我，限制我的自由。我仍然堅持不吃不喝，他們用輸液的方式維持我的生命。一天晚上，我趁他們不注意，自己走了出來，重獲自由（當時至少擺脫了5個人的監視，2個保安，3個門衛，越過一道大門）！我終於擺脫了邪惡之徒的迫害。

九、在勞教所兩年半時間裏，我經歷了很多同時也看到了很多對修煉者的迫害，由於篇幅所限，很多事情無法在這一一講出來。出來之後，我又重新投入了證實法、講真象中來。我開始學法、講真象、發正念，通過學法我知道了徹底否定舊勢力安排、正念清除邪惡等法理，找到了自己的許多不足，對自己的經歷有了新的認識，對自己以後要走的修煉路有了新的理解，悟到重視修無私、無我、無為、善等方面。

以上主要是記錄了我的經歷和當時的一些想法。很可能會有不符合大法要求的（當時的情況很難看到師父的講法），希望能與同修共同探討我的一些做法和所悟法理，希望能給有類似遭遇的同修以借鑑。

十、在這期間我看到了一些昔日的同修走向邪悟，甚至有些邪悟的東西至今還不願放棄。主要原因是有放不下的執著，不能真正做到在法上認識法。師父講過「大法可破一切迷，可正一切人心」（《在澳大利亞法會上講法》）讓我們真正靜下心來學法，不要以為自己哪兒都不錯，一個修煉的人放不下自己認為好的東西，很可能就是有觀念障礙自己的提高，何況有些我們自認為不錯的可能從根本卻是不符合法。讓我們共同擺脫執著的束縛，精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