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法官、律師先生們：

你們好！

我叫傅可姝，家住中國貴州省開陽縣城關鎮中山街115號。我是開陽縣第一小學退休教師，出生於1952年3月。

我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孩子們的吃、穿、教育費用高，我和丈夫的收入難以承受，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壓力。加之工作上的壓力使我脾氣越來越壞，經常和公婆、丈夫吵架，家庭已發展到瀕臨破裂的邊緣。我的身體也越來越壞，長期白血球降低、血小板減少、身上四處出現紫斑、四肢無力；經縣醫院胃鏡檢查發現胃已快穿孔；我還患有腎炎，全身出現浮腫；因還患有輕微的風濕性心臟病，經常出現心悸、心慌；另外我的婦科病也特別嚴重。成年累月中、西藥不斷，每年至少掛床住院1─2次，每次要花單位和自己上千元的錢。我為了給別人減少麻煩，學會了自己給自己打針。在上課期間由於我無力站著，曾經暈倒在講台上。

病痛的折磨使我無法堅持上課，1998年，我提前辦了病退。退休後回重慶，堂姐向我介紹了法輪功神奇的功效，於是我開始了修煉。通過幾個月學習《轉法輪》和煉功，我滿身的疾病奇蹟般的消失了，心性也變好了，家庭也和睦了；於是我把節省下來的醫藥費中的1000元給開陽一小的特困生，其餘拿去做些善事幫助窮人。

我對當權者迫害法輪功很不理解，2000年5月9日我和同修李某坐火車去北京請願，剛到天安門就被警察抓走，後轉貴州駐京辦，把我們關在巷道裏，晚上不讓睡覺。

2000年5月13日下午，開陽公安局楊明久、鄢黃把我從北京帶回開陽直接送進拘留所，並叫我把所有的大法書交出來。在拘留所裏開陽公安局政委黃克儉講只要我寫了保證「不煉功、不去北京上訪」就可以放我回家，我堅持不寫，他們就一直關押我。在我絕食抗議的第6天，家人一再找他們要人，他們才把我放了出來。（共拘留了9天）回家後我也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公安局一直對我進行跟蹤、監控。

2000年大約7、8月份，教育局局長李大海，組織部副部長張巨富，開陽一小黨小組成員吳修找我談話，在談話中我堅持自己的信仰，我丈夫就打了我，談話不歡而散了。2000年大約十月，縣紀委的兩個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和教育局紀檢的徐克書到家裏徵求我開除我黨籍的意見，我當時簽了字，後又補交了一份我為甚麼煉功的材料。沒過多久，開除黨籍、降兩級工資的決定下來了。這是對我的迫害。

2001年春節後公安局叫我們看「天安門自焚錄像」，我看後就談了一些我的觀點；從此後開陽公安局就把我作為迫害重點，揚言若有人反映我煉功就送我去勞教。我找到公安局政委黃克儉、政法委書記強仕祿反映法輪功修煉的實際情況，我還寫信給縣政府及有關領導反映我們的真實情況和想法。公安局據此說我「宣傳法輪功」到處抓我。黃克儉講我必須寫不煉功的保證，否則堅決送去勞教，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流離失所，黃克儉、楊明久天天逼我愛人把我交出來，叫我愛人把我找回去。在這期間開陽公安局抄了我的家，搜走了我的大法書和李老師的照片，此後他們又到貴陽我女兒的住處再次抄家。

由於方方面面的壓力，家人不理解我；因我煉功，單位沒評上先進，甚至同事也罵我。難道做個好人就該受到這種境遇嗎？天理何在？道義良知何在？這不是對人類文明的侮辱嗎？這全是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導致的惡果，摧毀了中國民眾最基本的道德觀念。

2002年十六大前夕，公安局楊明久、派出所鄧老七到我家裏來叫我去公安局，說李政委找我，去一會就回來，可是到了公安局後他們甚麼也沒說就給我開了一張拘留證，又一次無理關押我並抄了我的家，把孩子的遊戲光盤和我煉功用的坐墊也拿走了。在無理拘留期間，我絕食抗議了6天，直到家人找到政法委書記陳定才要人，公安局才放我回家。

2003年7月10日教育局局長石應昌、公安局國安辦陶大榮再次去我家，騙我說教育局局長李明昌找我有點事，一上車就把我綁架到貴陽爛泥溝洗腦班。教育局找了兩個人對我進行24小時監控。（一個是開陽一小職工張鳳珍、另一個是金中中學教師周容）我每天只能在擺放著三間床的小屋內活動，惡人更不允許我煉功，每天逼著看誣陷法輪功的書籍和光盤，還為我準備了10個陪教。石應昌多次威脅說，教育局已多次開會決定，若我不「轉化」就送去勞教，不「轉化」不讓回家和親人團聚，「洗腦班」的所有高額費用由我負責，並且還威脅我我煉功會牽連影響我丈夫和女兒的工作。

在洗腦班期間由於長期不讓活動，我舊病復發，心臟衰竭、大小便失禁，生命垂危送到醫院搶救，這種情況教育局也沒通知我的家屬。在搶救的第三天，我女兒才打聽到我住院的消息。

我被劫持在洗腦班期間，丈夫、女兒來看我必須由當地公安局、政法委出證明才能看。我在洗腦班被非法監禁了將近半年（共170天）。

幾年來經濟上我受到了很大的損失，精神上受到了極大的傷害。我與千千萬萬大法弟子的基本人權受到了侵犯。希望各位法官、律師先生為我討回一個人世間的公道。

謝謝！
受害人：傅可姝
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