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這樣對國家、對百姓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好功法，卻被江邪惡一夥小人迫害，這是全體中國人的恥辱。99年10月，我和杜村鄉的一位功友一起來到北京，為大法說句公道話。可還沒走近國務院信訪辦，就被蜂擁而上的便衣塞進了警車，帶回當地派出所。 在所裏，惡警讓我蹲著，問我話，我不配合他們，因為我覺得做好人沒有錯。那個做筆錄的惡警就踢我，用本子扇我、恐嚇我，而且派出所所長（王煥生）也使勁踢我，立即我的臉就腫起來了。接著，他們逼我照相，脖子上掛一個大牌子。後來，把我帶到鎮政府大樓，叫計生辦的女職員搜身，把我貼身帶的500元錢強行搜走。當時，我不配合他們，那個做筆錄的惡警就打我，把我的衣領扯得吱吱響。最後 ，以莫須有的罪名「擾亂社會秩序罪」拘留我15天。拘留期滿後，在沒有通知家人的情況下，當地鎮政府直接把我送進了市收容所。

這個收容所是膠州市非法私設的一個黑窩，在阜安南坦村南面幾間破舊的建築工棚內，沒有門牌，門很小，在外面根本看不出任何跡象。裏面關了幾十個大法弟子和兩個普通上訪人員。這裏吃住條件惡劣，是典型的踐踏人權的樣板。上訪權是法律賦與公民的基本權利，上訪何罪之有？為啥不讓公民說真話？無理關押了我二個月後，已經是臘月二十九了，鎮政府工作人員周光榮逼迫我家交2000元才肯放我回家，家裏人不交錢，他們就叫派出所人員開車把我家的摩托車強行拉走。家人被迫無奈交了現金 ，他們才讓我回家，才把摩托車要回來。

2000年6月，我到一功友家裏玩。約晚上十點，突然傳來惡警噹噹的砸門聲。如果不給開門，門就要被砸破。當時，惡警人很多，氣燄囂張，有的爬到牆上，有的吆喝，有的用手電筒在院子裏來回照，匪氣十足。開門後，他們一窩蜂地擁進屋，把住處翻了個底朝天。把我們塞進了警車，拉到阜安派出所，關進了大鐵籠子。惡警們不給我們吃，也不讓我 們喝，連上廁所都禁止。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強行拘留我們七天。期滿後九龍鎮政府竟然又邪惡地把我送到了膠州市精神病院折磨。

精神病醫院共三層樓，每一層樓都關有大法弟子。一進去醫生就強行給我藥吃，這藥很明顯是毒藥，因為服藥後我頭整天暈暈的，來月經時下一些黑紫色的血塊。大法學員徐衍忠被迫害得目光呆滯，行動緩慢，思維遲鈍，而且不自覺地流口水。如果不吃藥醫生就叫幾個高大的精神病患者按著強制灌，我給醫生們講道理，他們竟毫無人性地說，沒辦法，這是他們的政治任務。在這樣慘無人道的摧殘下，我違心地寫了「保證書」，才被放了出來。

2000年10月，為了進一步證實大法，洗刷寫「保證書」的污點，我又走上了北京，在天安門廣場上，被市政法委一隋姓人員認出，後又被帶回當地派出所。當時，九龍鎮從北京又帶回了三位大法弟子，他們是白果樹村的李啟勝、王祥業（兩人都60多歲），還有一個叫董小傳，三十多歲。惡人也不給我們飯吃，而且把李啟勝大爺銬在鐵柱子上，老大爺站累了就坐在水泥地上。10月天夜裏就很冷了，最後李大爺被迫害得不會走了。就是這樣，一個叫曹尚義的惡徒繼續行兇，他讓我們蹲在院子裏挨個打，60多歲的老人被他用手扇得臉通紅，耳朵揪得老長，邊打邊罵，滿嘴惡言惡語。王祥業老人還被高家艾泊村惡徒高傳義用電針電擊過。

後來我在師父的呵護下神奇地掙脫手銬走出了魔窟。再後來，我就聽到了李啟勝老人被迫害致死的消息。現在我流離失所，有家不能歸。聽說當地鎮政府惡人還經常半夜三更到我家騷擾，恐嚇我的家人。

正告惡人，善惡必報，這樣的實例在全國乃至我們本地都大量出現，這千百年來人們信奉的遺訓難道僅僅是說教嗎？這不值得我們去深思嗎？「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正在搜集邪惡之徒的罪證，待時機成熟，將對所有參與迫害大法的壞人進行起訴，追究他們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