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學打坐時，突然有一種力量牽著我的手自動在胸前變換動作。當時還以為是甚麼功能（現在想應該是師父說的“氣機”）。我雖漫不經心似煉非煉，但內心深處有一念總覺得法輪功的珍貴，所以就一直珍藏著那張《中國體育報》。

直到1997年夏天，我終於遇見了《轉法輪》。看後才明白，煉法輪功不只是學煉動作，還必須按《轉法輪》的要求修心重德，昇華自己的思想才行。我當時有一種皮膚病，讓我很苦惱。我準備湊足一千元去看病。當看過《轉法輪》後就明白了病是業力所致，並知道煉功後師父就可以為我們淨化身體，消去病業。僅一個月，我的身體恢復很快，病不治而癒。

從此我就開始認真煉功。身體的改善、內心的昇華給我帶來說不出的快樂，同時也改善了我周圍的環境，親人們也都非常支持我煉功。

可1999年7月20日，邪惡的當權者開始瘋狂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人，濫用全國宣傳機器對法輪功進行栽贓誣陷，矇蔽民眾，毒害世人，把世人推向“假、惡、鬥”的深淵。家人受邪惡宣傳的毒害，開始反對我煉功，有一段時間還不准我外出打工。這使我想起“文革”中的挑撥“群眾鬥群眾”的伎倆，甚麼“劃清界線”、“父子革命”……。

2001年，我在武漢一家工廠打工，還沒幹20天，當老闆知道我煉功後，就決定辭退我，他說他不想參與政治。意思好像說他收留了一個煉功人工作就是參與政治了。我有點寒心，知道謊言毒害了他，生怕因和法輪功扯上關係而遭殃。後來，我來到市一家無紡布廠工作。一天晚上，我在一個村附近發真相資料時被壞人發現，將我弄到派出所。第二天上午，派出所裏的人為了審我，一個高個子用皮鞋兇狠地踩我的赤腳，還踢我的小腿無肉的地方。過後，我看那些地方都青了。

惡徒們折騰了一天，見我甚麼也不說，就往政保大隊彙報。晚上，政保大隊副隊長周國懷和曹乾玉來了，把我手銬上，搧我的耳光，還給我照相。見我不配合，矮個子曾敬文猛地朝我頭部狠狠地打了幾下。我當時覺得眼冒金星，幾分鐘內回不過神來了，惡徒們就照下了我的相，決定把我轉到市第一看守所。那個叫曹乾玉的說：“到了那裏，也不准煉功，看你說不說姓名。”

在看守所，牢頭和獄霸要我說出姓名，說是登記。我不說，它們二個就輪番打我，大約打了一二個小時吧。後來聽監室內其她人說，打得真厲害，真狠。後來，家裏人到公安局打探我的下落，就被它們知道了姓名。惡警每隔一段時間就非法提審我，我也不告訴它們甚麼。快過年了，有一天，周國懷說，你要配合我們，才讓你回家過年。我沒有答應。周狠狠地說，那你就只有在牢裏過年了。這多邪惡呀！在逢年過節，家家團圓，享受天倫之樂之際，惡人卻要利用這個春節逼我妥協。

大年三十，母親在飯桌上，想起我不在，突然哭了起來。家人也沒心思吃飯了。那時候，家裏的經濟也陷入困境。在我被關押期間，母親常常以淚洗面。父親四處奔波，找人找關係，希望救我出來。因沒錢，曾幾次徒步走四五十里路來到公安局。

最後，公安局決定罰款，起初要七、八千元錢。可我父親一聽，傻眼了。家裏一點積蓄也沒有，這真像天文數字。最後，惡人看真的沒有錢，就改口說要二千元，公安局罰一千，看守所伙食費要一千元。那個看守所的伙食極差，很多人營養不良而浮腫，這真是比實際費用翻了幾翻。我父親無奈，只得借錢交了罰款。當時，公安局拿了一張甚麼“四防”之類的保證書，要我父親拿到“村”，“鎮”，“派出所”簽字，進行株連政策。可拿到上述單位，除了“村”之外，其他都要押金。我父親到鎮政法辦公室，要主任謝先友簽字，他卻索要押金，我父親訴苦無錢，它卻說，向親戚朋友借，這真是敲詐。

回家以後，惡徒們要我父親填了一張有關親屬情況的表，這就是給以後迫害找方便；並每隔二三個月就找我一次，給人精神上造成恐怖。

有一次，鎮派出所通知我的家人要我到派出所談話，其實是謝先友要把我騙到鄉洗腦班。我被騙到了那裏。起初，我絕食抗議。過了九天，它們認為我很虛弱了，決定給我灌食。那裏一個姓武的人稱武校長的說：“你絕食不怕，有治你的辦法，我們經歷得多了。”

2003年8月底，市610、公安局欲計劃大張旗鼓搞一次洗腦。當時很恐怖，惡人到處抓煉功人。謝先友也想整我，想綁架我，幸好我及時走脫。惡徒們不甘心，拿走了我的身份證，致使我現在沒有身份證而不好找工作，還逼我父親找我。我父親比較清醒，痛斥了這些惡徒們。

寫出這些只是想讓世人知道，在中國大陸有很多法輪功學員，他們遵循“真善忍”重德行善，做好人，卻橫遭殘酷迫害，沒有信仰自由，沒有基本人權。這是邪惡之徒對人性的踐踏，對良知的迫害。呼籲世人趕緊伸出援手，幫助制止迫害，嚴懲江、羅等兇手。